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人民政协报》整版刊登纪念文章《有了爱便有了一切——中国现当代文化名人眼中的冰心》 　　“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使得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让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挥，也不是悲凉！”这不仅是冰心对爱的诠释，也是她对人生的理解。 　　冰心的很多作品都是写给孩子们的，她的《寄小读者》《小桔灯》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代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多年来，她就这样提着那盏爱心制成的“小桔灯”，风里雨里，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 　　——闵捷

冰心（1900-1999）：著名作家，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民进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雷洁琼：冰心的故事是美的故事、爱的故事 　　“我俩相识相知，是至爱的朋友。”在谈起与冰心的交往情谊时，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雷洁琼常常用这句话来形容。 　　雷洁琼与冰心相识在1931年。这年，雷洁琼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当时的系主任是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先生，冰心则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雷洁琼是广东人，在北平没有家，冰心常邀雷洁琼去她家，关系十分亲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燕京大学被迫关门，雷洁琼和冰心相继离开北平。雷洁琼去江西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冰心一家历尽艰难，辗转至大后方昆明、重庆，参加中华文艺抗敌协会，从事文化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冰心同吴文藻一起赴日本作社会考察，其间，冰心应邀在东京大学任教。雷洁琼曾在她的《冰心，我的骄傲》一文中写道： 　　在抗战的烽火中，我和冰心天各一方，不想北平一别就是14年！1951年冰心回国了。后来听她说，当时在日本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感到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她归心似箭，几经周折终于回到朝气蓬勃的北京。她兴奋地向我讲述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她和吴文藻的情景。 　　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新兴的国家，新生的人民，新型的生活，激发了冰心的创作灵感。冰心歌唱新中国，描绘新生活，赞颂真善美，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另外，冰心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国际交往活动，作为中国人民的文化使者，她频繁出访广交朋友，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事业奔走……1956年，经我介绍，冰心、吴文藻夫妇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我们的交往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冰心与20世纪同龄。她80年的写作生涯，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文学革命发展到新时期文学的伟大轨迹。冰心的博大爱心，和着时代脉搏，融入七百多万字的作品中，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冰心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始终如一的责任感，为此，雷洁琼称她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当我们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冰心说“生命从80岁开始”，她的创作出现了第二次高潮，问世的作品数以百计，我很为她高兴。冰心晚年的作品多为切中时弊、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社会题材。其中《我请求》《我感谢》，更是振聋发聩，社会反响极大。这是冰心赤诚、正直、果敢的人格的写照。1993年冰心在一篇文章中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治国，尤其不能忘记以教育为本。……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呼吁‘不要坐视堂堂一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在21世纪变成一片广阔无边的文化沙漠’。”她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至今警示我们，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可稍有懈怠。 　　为此，冰心更是身体力行。这些年，冰心为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奖学金、宋庆龄基金会、安徽灾区、福建家乡办学、农村妇女教育和发展基金会、全国希望工程等等，捐助她用心血辛勤笔耕所得的稿酬近20万元。为了给孩子们更丰富而有品位的精神食粮，对旨在繁荣发展儿童文学事业、在1989年成立的儿童图书“冰心奖”倍加呵护。每届评选，冰心都要亲自审读作品、奖掖作者。她勉励大家，把美好的东西留给孩子，爱抚身边的孩子，展望祖国的未来…… 　　雷洁琼和冰心的交往，惊艳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及至1994年，冰心在病中仍欣然为《雷洁琼文集》作序。她在序中称雷洁琼是她最敬爱的朋友。雷洁琼说这更适合我对她说：“冰心，我最敬爱的朋友。” 　　至爱的朋友无话不谈。冰心的故事是美的故事、爱的故事。 　　臧克家：她对大海和母亲纯真的爱，深深地感染着我 　　闻一多先生的高徒、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说，冰心是他和他全家都很尊敬的文学前辈。臧克家读中学时，酷爱新文学，冰心的代表作《繁星》《春水》《寄小读者》等诗文集，是他最喜爱的读物之一。冰心那对大海和母亲的纯真的爱，那清新的文笔，深深地感染着臧克家。但直到1945年2月，臧克家才有机会和冰心见面。臧克家曾在他的《遗爱在人间》一文中回忆道： 　　那是一次不寻常的见面！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使民不聊生，文化界受迫害更甚。由郭沫若领衔起草的《文化界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文化人纷纷响应。诗人力扬带着“进言”从重庆市区赶来歌乐山我的住处，我在上面签了名；他还要我一起去同住歌乐山的前辈作家冰心家里，冰心稍作考虑，也在《进言》上签了名。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以头版头条登出了有300多位文化人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国民党当局惊惶失措，派人动员某些签名者发表反悔声明，也确有个别人登报声明，说自己是上当受骗。当有人去冰心家，问她：这名是你自己签的吗？她义正词严地回答：“是。”那人悻悻地走了。这一“是”字，见出了冰心的风骨！ 　　1956年，中国作协成立了书记处，臧克家和冰心同被调往工作。“文革”中，他们十多人又同被关进“牛棚”，同被批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冰心豁达、镇定，从不唉声叹气，劳动之余或午休时间，有时还为同志编织毛袜子。臧克家说在冰心心中，有一种光明必定会战胜黑暗的坚定信心与气概： 　　后来，我们这些老弱先后下到咸宁原文化部五七干校。算是照顾，我和冰心大姐有一度轮班看菜园。菜园在一个小土坡上，四顾无人，我们像出笼的鸟，自由自在。交班后，我总是和她聊一会儿才走。她健谈又有风趣。我们谈起在重庆初次见面时的那次签名，我说：你这“是”字，真是一字千金，掷地有声！她向我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日本归国的心情和经过。她说，工宣队曾对她讲过：“谢冰心啊，你的材料，有些我们知道的，你不知道；有些你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在那种是非颠倒的特殊政治气候下，冰心大姐心里十分明白，她从不透露周恩来总理对她全家的关照和爱护。 　　魏巍：她的光芒，将永远存留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 　　“一颗善良、美丽的星辰陨落了。而她的光芒，将永远存留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这是1999年冰心去世时，著名作家魏巍献给文学老前辈冰心灵前的话。就是这个以《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名扬天下的散文家、小说家，后来还有幸成了冰心的“小同事”。 　　冰心是1951年从日本归来投向祖国的怀抱的。她后来在悼念毛主席的文章里，曾极其生动地描写了她归国前夕的心情。她说，1949年的秋天，她曾独坐在日本海岸的一座危崖之中，四无人声，在读一本小册子：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读着读着，她的心门砉然打开了，如雨的热泪落到这光辉的小册子上。她说，这时她抬起头来，灿烂的朝阳已笼罩到海面，闪烁起万点的金光：“一盏射眼的明灯向我照来了，一只温暖的巨手向我伸来了。黑暗扫空了，虎猿驱散了，我要走上一条无限光明幸福的道路……” 　　魏巍在《悼念冰心老人》一文中说，冰心的归来，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热烈欢迎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从此，她就汇集到新中国建设的伟大行列里。不久，她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活跃在国内外的许多事务中。她满腔热情地歌颂着祖国的新生和祖国奔腾前进的脚步，歌颂着党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歌颂着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我曾看到她瘦弱的身影也出现在十三陵热火朝天的工地上”： 　　我正是这时认识她的。 　　五六十年代，我们都是《人民文学》杂志编委会的成员。那时，张天翼同志是主编，李季同志是副主编。编委中还有端木蕻良等同志。每年大约总要开几次编委会，每逢开会，天翼总要找一个馆子，让大家打打牙祭。尽管编委中包括着年龄不同的几代人，却都能平等相处。尤其是冰心同志，她整整比我大20岁，她登上文坛的年龄，也正是我出生的年代。但我觉得她从不摆大作家的架子。总是那么平易随便，谈笑风生，似乎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距离。因此，那个编委会显得很亲密，宛如一个家庭。我记得，在饭桌上，有一次李季竟直呼冰心为“大妈”，冰心似乎吃了一惊，忙问：“你怎么这样叫我？”李季说，“你比我的年龄大得多嘛！”冰心笑了。 　　1958年，志愿军自朝撤军时，我第三次赴朝，写了《依依惜别的深情》。这篇散文，竟荣幸地受到冰心同志的青睐。在1960年的《语文学习》上，她发表了一篇较长的评析和推崇的文章，使我深受鼓舞。我曾当面表达了深切的谢意。近些年来，她还常常赠书予我。每逢她有新著出版，如《记事珠》《关于男人》等，总亲自签名寄来。1986年末，三大卷《冰心著译选集》出版了。次年2月，记得是在一个什么会议上，一个人抱着一大摞书，分赠给林默涵、贺敬之、刘白羽和我等四人。我当时打开一看，就是这一套《冰心著译选集》，上面有冰心的签名。 　　王蒙：文艺生活里一个清明、健康和稳定的因素 　　“与世纪同龄的冰心比我的父母还要年长十来岁，我的父辈已经是她的读者了。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买了一本旧版的全一册《冰心全集》，我至今记得我的父母看到这本书时眼睛里放射出来的兴奋的光芒。”原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王蒙说，那时我就读了《寄小读者》《英士去国》《到青龙桥去》《繁星》和《春水》，在写母爱、写童心、写大海的同时，冰心同样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思。在《想念冰心》一文中，王蒙称冰心“像泰戈尔，像纪伯伦，我真佩服她的博学”，并回顾了他与冰心的相见相识： 　　直到70年代后期我才有机会与她老人家有所接触。她永远是那么清楚、那么分明、那么超拔而又幽默。她多年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但是她身上没有一点“洋气儿”，她是一个最最本色的中华小老太太。她最反感那种数典忘祖的假洋鬼子。她80年代写的小说《空巢》里表达了她永远不变的对祖国的深情。她关心国家大事，常常有所臧否。她更关心少年儿童，关心女作家的成长，关心散文创作。她既有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心，又深知自己的特色，知道自己适合做一些什么，她不是只知爱惜羽毛的利己者，也不是大言不惭的清谈家。 　　王蒙说冰心常常以四两拨千斤的自信评论是非。她会当面顶撞一些人，说什么“你讲的都是重复”。她说一件事怎么样做就是“永垂不朽”，而换一种做法就是“永朽不垂”： 　　她更乐于自嘲。她刻一方印章“是为贼”——隐“老而不死”之意。她自称自己是“坐以待币（毙）”，她解释说是坐在家里等稿费——人民币。在她的先生吴文藻教授去世后，她说她已经能够做到毛泽东倡导的“五不怕”了，不怕离婚了。此外她已年逾九十，所以不怕杀头，也无官可罢无党籍可以开除。1994年她大病过一场，我去看她，她说:“放心，这次我死不了，孔子活了七十三，孟子活了八十四，谢子（指她自己）呢，要活九十五。”如今，九十五早已超过了，这就是“仁者寿”的意思吧。 　　然而对于国家大事，她是严肃的，她拿出自己的不多的稿费积存捐赠给灾区人民，她又拿出自己的钱办散文评奖。 　　有一次我去看她——她连眼睛都睁不开了。然而，无论什么时候她都是清醒的。后来，她的身体奇迹般地又恢复了。有一次我又去看她——她正在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我劝她，不必满足一切记者的要求，您累了，闭目养神可也。她回答说:“那不等于下逐客令吗？那怎么好意思呢？” 　　难怪王蒙多次说：“冰心是我们的社会生活文艺生活里一个清明、健康和稳定的因素。” 　　巴金：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冰心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由于行动不便，与老朋友们的交往已是身不由己。但旧日的友情和如今的牵挂却时时索记于心。她与巴金一直保持通信，子女们也常常电话联系。每逢生日，更不忘每每以鲜花相赠，殷殷之情并不为时空阻隔。 　　冰心与萧乾同住在北京医院，萧乾身体好的时候，常常过来探望。因为萧乾少时与冰心的弟弟谢为楫同学，所以至今冰心依然亲切地称他为“小弟弟”，手足之情，溢于言表。 　　20世纪90年代，新华社记者闵捷在民进中央《民主》杂志发长文，讲述了冰心、巴金、萧乾三位年逾九旬的文坛巨匠长达70年的世纪友情。长文说，认识冰心，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那时巴金还处于创作的早期，常约了朋友一起来拜访冰心。“巴金比较沉默，腩腆而稍带些忧郁。”冰心在83岁时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带着几许大姐的风范。她一直认为，巴金是那种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写作的人，他心中的爱与恨都很强烈，不吐不快。 　　巴金比冰心小3岁，他到晚年被疾病折磨，曾经多少次想搁笔了，便看到冰心仍在写，仍在呐喊，便“不敢躺倒，不敢沉默，又拿起笔来了”。他曾经给冰心写信说：“70年了，我还在跟着您前进。”他说：“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前行。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三人中，萧乾最小。萧乾原名“萧秉乾”，因为谐音而被冰心昵称为“小饼干”，直到后来成为冰心子女的“饼干舅舅”、孙辈的“饼干爷爷”。闵捷在长文写道： 　　冰心不仅是萧乾的“大姐”，而且一度还兼着“师娘”的双重身份。1933年，萧乾由辅仁大学转入燕京大学读新闻，选修了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教授的社会学课。当时冰心在燕京、清华两所大学同时任教，萧乾又成了他们在燕南园府上的常客。 　　长萧乾10岁的冰心，曾经十分羡慕萧乾的“老当益壮”，甚至与他商议“你把精力匀给我一点好不好？”她觉得萧乾一生孤独，一生辛苦，一生漂泊，倒是步入晚年“终于走上了他一生最安定最快乐的生命道路”。 　　在萧乾先生眼中，冰心是坚强而敏锐的。“冰心老人之了不起，首先就在于她虽有时浸在回忆中，然而她那双炯炯有光的眼睛，更凛然地盯着现实。什么尖锐的问题她都敢碰，什么不平她都要鸣。她拥有一腔火热的正义感和一颗大无畏的心灵。”1992年12月，冰心研究会成立时，被选为副会长之一的萧乾发出贺电：“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向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的势力及腐朽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 　　赵丽宏：她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深邃的良知 　　“在我的印象中，冰心是一位慈祥智慧的老人，想起她，我的心里总是荡漾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和冰心的会面，仅此一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对我说的那些话，至今常常在我的心头萦绕。”同为民进人，同为诗人、作家，赵丽宏对冰心也是充满着崇敬之情。他在《不熄的暖灯》一文中这样回忆着那次难忘的会见： 　　那是1990年12月9日下午，我到她家里去看望她，冰心在她的书房里接待我。在见到她之前，我心里既激动又不安，唯恐自己打搅了她。见面时，她拉着我的手，笑着说：“久仰久仰，我读过你的文章。”我问她身体怎么样，她又孩子般调皮地一笑，答道：“我嘛，坐以待毙。”她的幽默驱散了我的紧张。 　　那天，她的兴致很好，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她一直在不停地说，话题从文学、历史谈到时下的社会风气。老人思路清晰，对社会生活非常了解，对国内外的事件和人物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我谈到自己从她的作品中得到的教益时，她说：“你读过我最短的一篇文章吗？只有五十个字。你不会看到的，给你看看吧。”说着，她从书橱里拿出一本书，书名为《天上人间》，是一本很多人怀念周恩来的书，她为这本书写了一篇极短的序文，全文只有三句话：“我深深地知道这本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不论用的是什么文学形式，都是用血和泪写出他们最虔诚最真挚的呼号和呜咽。因为这些文章所歌颂的哀悼的人物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是我国20世纪的10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冰心泪书。”她喜欢这篇写于1988年初的短文，大概是因为这些文字也表达了她对周恩来的感情。她对我说：“文章不在乎长短，只要说真话，短文也是好文章。” 　　赵丽宏说，冰心这个名字，代表着一个时代，她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高峰之一，她的那些洋溢着博大爱心的优美文字，影响了中国的几代读者。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她和巴金一起，以自己的真诚而独特的声音，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深邃的良知。他们是时代的良心，是人们心中的明灯。 　　1999年2月28日，享年99年岁的冰心，顽强地走完了她辉煌的人生历程，到达生命的终点。正如闵捷在长文的结语中所说，在“五四”作家中，冰心这一径人生长途是最漫长的，其间风风雨雨，历尽沧桑，而始终在文学的路上奔走，堪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