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明的旅行——从兴化到南洋的文化网络》郑莉 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神明的旅行——从兴化到南洋的文化网络》由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郑莉著,本书通过考察东南亚华人聚居区的福建“兴化人”庙宇与仪式传统,勾画近代以来中国海外移民的文化传承机制与社会文化变迁,梳理移民与原乡之间的跨国文化网络的形成过程与内在结构,揭示根植于海外移民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才是联结海外移民与原乡的情感纽带。
写作缘起
作为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田野调查历来是必修课,但每次进入田野都是重新学习的过程。2014年暑假,我有幸参加第十三届历史人类学研讨班,跟随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吴密察、陈春声、程美宝、蔡志祥、萧凤霞、梁其姿、林德顺、许源泰等老师,走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聚居区,追寻海外移民的历史足迹。此行考察的重点之一是新马地区的华人义山与相关庙宇,在寻觅历代游魂的过程中,感受海外华人的历史与文化。我的南洋之旅,始自于2007年夏天。在郭慧娟教授的推荐下,我得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亚细亚奖学金的资助,在容世诚教授的指导下,研究东南亚历史上的“兴化人”。从厦门到新加坡,飞行时间约4小时。在旅途中,我望着机窗外的广袤海洋,遥想当年先民的南下之路。福建人称南海为“七星洋”,如果乘帆船漂洋过海,据说需要历时一个多月,如今却是近在咫尺。南洋,是许多福建人的第二故乡,世世代代的谋生之地。吸引我“下南洋”的机缘,最初是家乡父老传说中的“南洋客”,是当初高祖下南洋后杳无音讯的家族记忆,是福建各地随处可见的海外侨民的题捐碑。在远隔重洋的异国他乡,有我们的同乡同族,他们和我们血脉相连,却又神秘而陌生。我依稀感觉,海外华人的“故乡”与“他乡”,似乎并无明确的边界,因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漂泊不定的。为了理解海外华人的历史与文化,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尽可能进入海外华人的生活情境。在为期三个月的访学期间,我查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收藏的161种兴化人木偶戏剧本,发现这些剧本大多是由兴化原乡的大戏剧本改编的。经过访问新加坡的兴化木偶戏艺人,我得知当地原有若干兴化戏剧团,但由于市场太小,难以生存,逐渐为木偶剧团所取代。新加坡兴化木偶剧团的主要演出场所是同乡庙宇,其主要功能在于“娱神”。为了深入了解兴化木偶戏在新加坡的传承过程,我走访当地近30座兴化人庙宇,考察木偶戏表演与宗教仪式传统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我撰写研究报告《新加坡兴化人的木偶戏与仪式传统》(《南洋学报》2006年第132期),此后又以庙宇与仪式传统为中心,探讨新加坡兴化人与原乡之间的跨国文化网络。2011年农历七月,我只身前往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小镇芙蓉坡,观看当地兴化人社团举办的中元普度仪式。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中元普度是每年都要举办的宗教仪式活动,其意义在于超度亡魂、联络乡谊。芙蓉坡华人主要有福建人(闽南人)、海南人和兴化人,每年都要举办各种不同形式的普度仪式,其主办者有庙宇、会馆、街道、巴刹(市场)等等。通过考察中元普度仪式,可以反映当地华人社会的组织形式与互动关系。芙蓉坡兴化人的中元普度仪式,据说原来是与闽南人一起做的,后来逐渐独立举办,现在主要是由“福莆仙普度联谊社”统一组织。在仪式过程中,不仅要祭拜祖先,还要超度各种孤魂野鬼,尤其是当地非正常死亡的“厉鬼”。这种以祖先和孤魂崇拜为中心的仪式活动,激发当地华人的宗教情感,在文化传承和社团组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对海外华人鬼魂世界的关注,就是由来于此。在海外华人聚集区,通常都有公共义山,用于安葬同乡遗骸。为了安抚这些无法归葬原乡的海外孤魂,通常要在义山附近设立祭坛、修建庙宇,举办定期祭拜的仪式活动。海外华人的早期社团组织,大多就是为了创建义山、举办祭祀仪式而形成的。在新加坡、马六甲、槟城、吉隆坡等地,至今仍然保存规模庞大的华人义山,其中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历代碑记,还有各种祭坛、拜亭、庙宇等宗教设施。家乡远阻,精魂何依?这是历代海外华人无不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探访海外华人义山的目的所在。位于新加坡北部的咖啡山墓地,号称东南亚华人的“第一义山”,已经入选联合国文化遗产观察名单。咖啡山墓地原来分为武吉布朗坟场及王氏太原堂坟场,于20世纪初开辟为公冢用地,现有20多万个坟冢,其中有些是后来迁葬的墓地。咖啡山墓地的空间布局,可以看出明显的方言群边界,展示新加坡历史上的移民构成与人口比例。2011年,新加坡政府在咖啡山开辟公路,导致4000多个坟冢的迁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7年,我曾跟随新加坡金门会馆的乡贤,初次探访咖啡山。当时已有咖啡山墓地即将整体拆迁的传闻,许多华人社团都派人前来寻找先人墓地,抄录墓碑,寻访历史遗迹,搜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来到咖啡山上,在赤道的阳光下观看先民的墓地,不禁感慨:翠绿的山坡,一望无际的墓地,有多少出洋客长眠于此?又有哪些人可以在此留下一方墓碑?当年感觉墓碑大多雷同,坟头年久失修,似乎并无故事。此次跟随老师考察坟场布局,观摩历代墓碑,竟有不少意外的发现。如早期墓主大多来自于厦门湾周边地区,在墓碑上有原籍村社和姓氏的明确记载。咸丰年间厦门小刀会的首领陈庆真,其家族墓地就在咖啡山上。这种公共墓地承载了当地华人的历史记忆,其实就是博物馆和档案馆。在咖啡山上,赵世瑜老师别出心裁在脑后插了一朵鸡蛋花,却一直不肯说明原委,到下山时才揭示谜底,其意是在“鲜花悼故人”。是的,数百年来漂洋过海的南洋客,可以说都是我们的故人。新加坡华人义山的早期创办者和管理者,主要是福建帮恒山亭。恒山亭位于石叻路,原址在1992年毁于一场大火。根据《新加坡华文碑铭汇编》的考证,1827年的海峡殖民地档案记载,福建帮陈送等七人致函当局,要求停止在CHOLAS挖土。由此可以推测,早在1827年之前,当地已有福建帮的公共义山,就是坟冢所在地。在现存有关恒山亭的实物资料中,有道光八年(1828)的匾额“福弥春烁”,其落款为“彰郡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薛佛记字文舟,原籍福建漳浦县,1793年出生于马六甲,曾担任青云亭亭主。
恒山亭旧址(许源泰供图)
道光十年(1830),新加坡福建人创建了恒山亭,其主要发起人是来自马六甲的薛佛记。在新马两地的历史中,新加坡开埠之后,有许多马六甲商人转往新加坡发展,同时也带去了青云亭的经营管理模式。道光十年(1830)《恒山亭碑》记载:“托足异国,昔人所悲。犹未旋返,莫可以期。存则荣归,没则旅瘗。眼见恒山之左,叠叠佳城,垒垒坵墟。或家乡远阻,吊祭不至;或单行只影,精魂何依?饮露餐风,诚无已时。每值禁烟令节,一滴之到,夫谁与主?令人不胜感慨系之矣。是以会同人,效文正公之妙举,建亭于恒山之麓,以备逐年祭祀,少表寸诚。”这就是说,创建恒山亭的目的是为了祭祀海外孤魂。光绪五年(1879)的《重修恒山亭碑记》亦云:“恒山亭者,为妥冢山诸幽魂而做。”位于马来半岛西南部的马六甲,曾经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转口贸易中心,早在明代已是海外福建人的主要聚居地。在马六甲历史上,有许多土生华人的后裔,俗称“峇峇”“娘惹”。他们的祖先就是早期定居海外的华人移民,后来逐渐融入当地土著社会,接受当地的生活方式,但又维持某些华人社会特有的传统习俗,形成海外华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在马六甲、槟城一带,有“三代成峇”之说,即在海外超过三代就成了“峇峇”。其中实力较为雄厚的“峇峇”群体,主要是闽南人的后裔,俗称“禾山(厦门)峇峇”。在马六甲考察期间,我们遇到了禾山龙山堂邱曾氏族人,他们的原乡就在厦门大学附近的曾厝垵。我们告诉他,厦门大学的校区已经靠近曾厝垵了,他很开心,当即表示:“我们的乡下用作教育是好事,希望有机会回去看看!”马六甲青云亭俗称“观音亭”,始建于康熙十二年(1673),其创始人是来自海澄的郑芳扬和厦门的李为经。青云亭是东南亚地区最早的华人庙宇之一,主祀观音,配祀天后、关公、保生大帝、文昌帝君、虎爷、太岁等,每年都要定期举行春秋祀典,在当地华人社会中居于核心地位。
青云亭
青云亭现存大量碑记和铭文,记录了17世纪以来的庙宇修建、名人轶事及仪式活动。我们刚到青云亭,刘志伟老师就要求郑振满老师现场读碑,讲解当地华人的历史与文化。我虽已多次到访青云亭,但从未如此细读碑文,从中找到历史轨迹。此次聆听“碑神”现场讲解之后,深知自己功力不足,回去还要做许多功课。在创建青云亭之前,马六甲已有华人义山,俗称“三宝山”,据说源自于“三宝太监下南洋”。当地现存四通明末清初的墓碑,分别为1614年的“明故妣汶来氏”墓碑、1622年的黄维弘夫妻合葬墓碑、1678年的甲必丹郑芳扬墓碑、1688年的甲必丹李为经墓碑。青云亭创建之后,对三宝山义冢实行统一经营管理,并定期举行“祭冢”仪式。乾隆六十年(1795),由甲必丹蔡士章发起,在三宝山下创建“祀坛”,专门用于“祭冢之举”。嘉庆六年(1801),又在此地建立“宝山亭”,“所以奠幽冥而重祭祀者也”。青云亭附设功德祠,供奉历代有功人士的神主牌。例如,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显考甲必丹仲坚李公神主”,内书:“考讳正壕,字仲坚,行二。生于壬寅十一月十八日午时,卒于戊子葭月十六日亥时,享年肆拾有柒。葬于三宝山右岗,坐巳向亥兼巽干,辛巳、辛亥分金。”这种由后人书立的神主牌,实际上具有祖先崇拜的意味。早期送进功德祠的神主牌,可能与事主的身份有关,但后来又有捐资进主的制度,扩大了配享的范围。如道光六年(1826)的木刻《李士坚配享文》记述:“盖闻尊祖敬宗,原属孙子之分;创业垂统,贵为远大之图。……第思华夷远隔,往来莫续,虽有志也,而未逮焉。兹有蔡文清官,承内室邱甯娘,前年嘱托父母之禋祀,怀抱追远之诔。迩者爰请年长眷戚,公议遵循旧典,原有配享之事,议将考妣神位配入青云亭内,与曾六官同龛祭祀。拨出厝壹座,并公班衙厝字一纸,交值年炉主充公为业。”在这里,捐资配享已成为“尊祖敬宗”的表现形式,而青云亭不仅因此扩充公产,同时也促成不同家族之间的仪式联盟。马六甲华人社会的公共仪式活动,主要是每年农历七月的中元普度仪式。为了举办中元普度仪式,需要筹集大量的经费,同时也形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基金会和仪式组织。例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小吊桥中元普度再捐缘序文》记载:“前者公议,念逐年遇普度之期,捐缘浩繁,后得诸耆老倡首举议,添缘共八百员,逐年行利需用。每逢中元之际,则将利息银交与值年炉主、头家,应办牲醴、馔馐、果品,延僧普施。”小吊桥一带是马六甲华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当地有许多华人会馆、商铺和家族祠堂。在这里,通过建立普度基金和轮流承担炉主、头家等方式,组成了以举办中元普度为标志的社区性仪式组织。在青云亭中,现存光绪三十年(1904)的《绍兰会大伯公碑记》,记述当地“峇峇”群体的中元普度仪式。碑记宣称:“故吾先辈昔有设立童子普,后改为峇峇普,曾有捐集公项生息,以为普度之需。第因公项无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致至拾年前已被尽用其公项。嗣每逢普度之际,值年炉主虽有捐资,亦不得以足费需。……爰此我同人竭力捐集公项,交与佛祖,坐还利息。每年所得利,以为普度之需。”这里的“峇峇普”,自然是当地土生华人自行举办的中元普度仪式。由此看来,在马六甲“峇峇”群体中,举办中元普度是世代相传的仪式传统,同时也是他们维持文化认同的主要标志。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到处都是南洋风情,老师们时常提醒我们关注海外华人的特殊生存环境。然而,在我的思绪中,却始终是漂泊不定的海外游魂。海外华人对亡魂的敬畏与怜悯之心,究竟如何投射于他们的现实世界?如何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如何维系他们与原乡的社会文化网络?这些就是南洋之行引导我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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