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南穆斯林编入所三亚里——回辉人的形成

回辉人是生活在海南三亚市回辉村和回新村的穆斯林族群，人口近万人。虽然被划为回族，但他们使用的回辉话却属于南岛语族，与越南南部的占语支同源。回辉人的生活习惯受到海南本地族群的强烈影响，但同时有着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是中国东南沿海非常特殊的族群。 在三亚回辉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自己来源的传说，这些传说指向了阿拉伯、马来西亚、西域、安南、占城等很多区域。 在1990年《三亚文史》第二辑收录的《海南穆斯林今夕》一文记录的传说中，回辉人认为自己是从阿拉伯迁到越南再迁到海南的： “我们的祖先原是阿拉伯阿拔斯哈里发时代一个渔民部落，因国家内乱，生活十分困苦，而移居到一个称为安南（今越南）的地方。后来发生了一次瘟疫，死了很多人，所以他们离开了那个地方，出海寻找良地，不幸遇到台风，飘散到海南岛。” 在1990年第六次全国回族历史讨论会《海南岛三亚回族来源与民族风情的调查》一文记录的传说中，回辉人认为自己是从唐朝时由大食（阿拉伯）移居占城，宋元时代由占城移居海南岛： “我们的祖先原是“西域人”，唐朝时，由于大食内乱移居占城，宋元间又在占城以海外捕鱼为生，因台风所逼，船只漂泊至海南岛滨海各地，主要是崖州、万州、儋州。” 三亚湾沙滩 1981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学者郑贻青来到三亚调查回辉话，她采访到当地的回辉老人，老人说回辉人是从马来西亚来到越南南部从事渔业，因为台风漂到海南的： “据当地老一辈的人讲，他们的祖先最早聚居在马来西亚，后来漂泊到了越南南部居住，从事渔业。一次，遇到台风，有几只船被吹到海南岛崖县海岸，其中一只船翻了，一只漂到今田独（六盘公社）海面，一只漂到三亚海面，一只漂到崖城海面。” 三亚湾沙滩 而1986年姜永兴、梅伟兰发表的《海南岛羊栏回族的来源及其特点》一文中提到当地人的说法时则只说自己来自越南占城，宋代时因为台风漂到海南： “我们原籍是越南的占城，先祖以海外捕鱼为生，因台风所迫，船只漂泊至海南岛滨海各地，主要是崖城、万宁，也有深入儋县的（都系海南岛沿海县份，其中三亚、儋县与占城隔海相望），距今约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在宋代）。” 那么回辉人究竟来自何方，究竟是否是占城人的后裔，我们先通过梳理史料看看能有什么发现。 1、唐代的阿拉伯波斯商船 最早来到海南的穆斯林是唐代的阿拉伯波斯商人。 唐朝后期陆上丝绸之路逐渐受阻，海上丝绸之路在航海、造船技术的推动下持续兴盛。众多大食（阿拉伯）波斯商船沿着印度洋前往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经商。在南海的北向季风推动下，波斯阿拉伯商船经常会靠近海南岛沿岸，在《太平广记》和《唐大和上东征传》（《鉴真和尚传》）中都有当地海盗抢夺阿拉伯波斯商船的记载。 《太平广记》卷二八六记载唐代振州（今海南三亚）的大海盗陈振武靠掠夺波斯商船成为千金富豪。文中写道：“先是西域贾船漂溺至者，因而有焉。”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万安州（今海南东南部的万宁市）大海盗冯若芳劫取波斯商船，掠夺了大量波斯人：“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搜，抢夺货物，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 但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海南穆斯林中有唐代阿拉伯波斯海商的后裔。 2、北宋移民儋州的占城阿拉伯商人 史书中最早关于海南穆斯林来源的明确记载，来自《宋史》卷四八九《占城》：“雍熙三年（986年） 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来附。”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交州即交趾，是宋朝对越南北部的称呼；蒲姓则是宋元时代东南沿海穆斯林常用的汉姓，推测来自阿拉伯名字前的Abu。 最有名的蒲姓穆斯林是宋末元初泉州大海商蒲寿庚。此外，岳飞之孙，南宋文学家岳珂10岁时（1192年）随父亲来到广州，遇见了由占城移居广州的一支蒲姓阿拉伯商人，他在《桯史》卷十一《番禺海獠》 中有详细的记载，其中白番指的就是阿拉伯波斯人：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返，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 怀圣寺是当时广州“番坊”的中心。 蒲罗遏之所以在986年率族人由占城移居海南儋州，是由于越南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从10世纪开始，越南北部的越国开始攻击南部的占城。982年，越南前黎朝摧毁了占城首都因陀罗补罗（Indrapura，现岘港附近），大量占人四散。 占城（Champa）又译占婆，是占人（Chams）于公元192年在越南南部建立的国家。早期的占城受到印度的强烈影响，信奉婆罗门教，实行种姓制度。 由于土地狭长且支离破碎，占城一直以发展海上商贸为主，宋元时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不管是从广州、泉州出发的中国商船还是由印度洋、波斯湾沿岸出发的阿拉伯波斯商船，都会选择在占城停留。因此，宋元时代占城有许多阿拉伯波斯商人侨居。 在越南东南部的潘切市和潘郎市曾发掘出两块阿拉伯文库法体石碑。第一块是位叫做Abu Kamil的养路工人的墓碑，他去世于1039年11月20日。另一块是关于本地穆斯林如何与原住民相处的告示，在库法体中混合着纳斯赫体，据推测雕刻于1025年-1035年间，根据碑文推测这里聚居着一些阿拉伯和土耳其商人。 占城在10-13世纪仍然以信仰婆罗门教为主，穆斯林主要是阿拉伯侨民。占城国在10-12世纪曾多次派遣商队像中国朝贡，许多商使的名字都可以找出对应的阿拉伯名字音译。 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的《太平寰宇记》占城条记载了五代时期第一次占城遣使： “显德五年（958年），其王释利因得漫遣其臣莆诃散等，来贡方物，中有洒衣水蔷薇水一十五琉璃瓶，言出自西域……又进猛火油八十四琉璃瓶，是油得水而愈炽，彼国凡水战则用之。” 使者莆诃散的名字可以译为Abu Hasan，这种蔷薇水在宋代《诸蕃志》中记载为大食国（阿拉伯）花露水，而猛火油指的就是石油。 在宋代，占城遣使更为密集。据《宋史》卷四八九《占城卷》记载， 961年，莆诃散又带来了犀角、象牙、龙脑、香药、孔雀和大食瓶，均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货品。 1053年，“其使蒲思马应来贡方物。”蒲思马可以译为Abu Ismail。 1056年，“其使蒲息陀琶贡方物。”蒲息陀琶可以译为Abu Hittabah。 1068年，“遣使蒲麻勿来朝。”蒲麻勿可以译为Abu Mahmud。 1155年，又有蒲翁都纲、蒲翁团等人来贡，他们也应该是阿拉伯商人。 如今蒲姓仍是回辉人的主要姓氏。 除了官方使团外，还有更多占城的阿拉伯商人来到宋朝经商。北宋文学家王禹偁在成书于1000年的文集《小畜集》卷十四《纪孝》中写道：“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 直到14-15世纪马来人改信伊斯兰教后，占城人受到马来人的影响才开始逐渐信仰伊斯兰教，因此早期来到海南的蒲姓占城移民有可能是阿拉伯侨民。 3、北宋移民崖州的阿拉伯商人 1022年，北宋宰相丁谓被罢相贬为崖州司户参军，1022年到1025年间在海南最南端的崖州生活了3年。在崖州生活期间丁谓创作了关于沉香的 《天香传》 ，收录在《四库全书》的《陈氏香谱》中。书中记载了当时占城的沉香大多出口广州和阿拉伯，其中一艘阿拉伯商船被飓风吹到崖州，阿拉伯商人就居住下来： 占城所产栈沉至多,彼方贸迁,或入番禹,或入大食。贵重沉栈香与黄金同价。乡耆云：比岁有大食番舶，为飓所逆，寓此属邑，首领以富有，自大肆筵设席，极其夸诧。州人私相顾曰：以赀较胜，诚不敌矣，然视其炉烟蓊郁不举、干而轻、瘠而焦，非妙也。遂以海北岸者，即席而焚之，其烟杳杳，若引东溟，浓腴湒湒，如练凝漆，芳馨之气，特久益佳。大舶之徒，由是披靡。 在三亚西北的崖州古城。地图来自百度地图 4、南宋时逃到海南岛的占城士兵 12-13世纪占城与真腊（柬埔寨）陷入了多年的战争。1145年，真腊（柬埔寨）攻占占城的首都佛誓（ Vijaya ），但1177年又反被占城军队攻占吴哥。1190年真腊再度占领占城直到1220年。在占城与真腊的战争中，有一些占城逃兵来到海南，被招募到南宋军队中。 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1178-1235）在《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七《司农卿湖广总领詹公行状》记载了南宋理学家詹体仁（ 1143-1206 ）所做的事迹，其中占城真腊战争中的占城士兵逃到海南，詹体仁将他们招募的记载：“占城、真腊相攻，余兵逸琼管。公调兵且招而海道宁。” 不过这些占城士兵并不一定都是穆斯林，也很可能是婆罗门教或佛教徒。 5、元代被安置在琼山（今海口）的占城人 1279年，占城向元朝称臣，元朝派右丞唆都前往占城治理。但1282年占城又背叛元朝，于是唆都率领大军攻破占城国都，将占城国军追入山林深处。1283年，元军从占城转而进攻安南国（越南陈朝），占城国王表示归附元朝，战争才得以结束。 明正德《琼台志》卷七《风俗》中记载，在元朝对占城的战争中，纳降了一些占人，安置在琼山县的海口浦（今海口市），入籍南番兵，居住在番民所： “番俗。本占城人在琼山者，元初，驸马唆都右丞征占城，纳番人降拜。其属发海口浦安置主营，籍为南番兵。无老稚，皆月给口粮三年以优之。立番民所，以番酋麻林为总管，世袭，降给四品印信。” 这些被安置的占城人也同样无法确认是否全部是穆斯林。 6、宋元之间移居崖州（今三亚）的占城穆斯林 从10世纪开始，占城相继与大越、真腊（柬埔寨）、元朝发生战争，许多占城难民驾船逃往隔海相望的海南崖州，明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海防》记载，崖州到占城之需两日船程，非常便利：“崖之南二日接占城外番。” 据清光绪《崖州志》卷一《舆地志一·风俗》记载，占城穆斯林曾散居在崖州的大蛋港、酸梅铺海岸：“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之间因乱掣家泛舟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 7、元初移居万州（今万宁）的占城穆斯林 除了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州以外，海南东南部的万州也是占城穆斯林躲避战乱的移居之地。据道光《万州志》卷九《番村》记载，占城人曾居住在万州城西的番村：“番本古占城人，元初遭乱，泛舟泊于州境海滨，寻迁居城西，曰番村。” 万州就在三亚市东北的万宁市万城镇 番村的地名如今仍在，位于万城镇西南。 14世纪忽必烈去世后，越南摆脱了元朝的束缚，又开始了对占城的进攻。1471年，越南后黎朝攻破占城首都佛誓，大量占人四散逃往柬埔寨，剩余的占人建立了占城、南蟠、华英三个小国。 最后一次关于占城人来到海南的记载，来自《明史》和《明宪宗实录》等书中的记载。1484 年占城国王去世，后黎朝私自册封占城大臣提婆苔为国王，真正的王位继承人古来王子在1486年率众逃往海南崖州。明宪宗成华皇帝派人前往崖州封古来为占城王，并在1487年派重兵护送古来回到占城，在明朝的干预下夺回王位。 8、由陆上而来的穆斯林 除了来自占城的穆斯林外，海南穆斯林中也有一支是从西域由陆上迁来的。据初辑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的《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记载，这一支蒲姓家族的始祖名叫玛呿阿，号鲁尼氏，本来是西域回鹘人。鲁尼氏一家进入内陆后一开始居住在山东，后来因为儿子嗨哒儿（海达）到广州做官，全家于1211年（南宋嘉定四年）来到广州“番坊”定居，也就是现在广州光塔路一带。在广州居住时，蒲氏曾经重修怀圣寺光塔。 怀圣寺光塔是当年广州番坊的地标。 广州蒲氏到第八代时，由蒲秋涛迁居南海县（现佛山市南海区），开创甘蕉房。明代，甘蕉房三世伯祖蒲俊前往海南经商 ，他的儿子蒲玉业来到海南西北部的儋州，在新英镇攀步村经营盐业。蒲玉业生有蒲玄福、蒲玄禄两个儿子。蒲玉业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迁到儋州的莪蔓乡，开创了蒲氏莪蔓房。 现在的地名叫做峨蔓镇。 最早关于海南占城穆斯林习俗的详细记载来自明成书于1521年的正德《琼台志》卷七的《风俗》篇，里面的描写非常丰富详细。这段是说是宋元时期因为战乱全家驾船来到海南岛，住在岸边的番坊、番浦，不和当地人杂居，大多姓蒲和方。蒲姓至今仍是三亚回辉人的大姓，而方姓已经不复存在： “番俗。……其外州者，乃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坊、番浦。不与土人杂居。其人多蒲、方二姓。” 这是我在三亚回新村（番村）遇到的一家蒲姓婚宴。 这段是对伊斯兰教信仰的介绍，包括不吃猪肉、斋月封斋开斋，而其中的“佛堂”指的就是清真寺，这种将海南的清真寺称为“佛堂”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以后： “不食豕肉，他牲亦须自宰见血。喜吃槟榔，家不供祖先，其识番书称先生者，用一小凳安置香炉。一村共设佛堂一所，早晚念经礼拜。每岁轮斋一月，当斋不吞涎，见星月方食，以初三日为起止。开斋日聚佛堂，诵拜散后，各家往来即是拜年。” 文中提到的“喜吃槟榔”也延续至今，现在回辉村到处都是槟榔摊，第一次看见回辉人满口血红还吓了我一跳。 下面这段写到的白布缠头应该就是“戴斯塔尔”，而去世后用布裹身，向西而葬（朝向圣地麦加），也是典型的伊斯兰教葬俗。最后说到这些人的言语相貌和“回回”相似，这是第一次将这些南方的“番人”和大陆的“回回”做比较。 “若常时见尊者，则跪以受摩尊者脚。平交则各以手相摩，讫，各收手回摩己面。有大会，席地列坐，用大青盘贮饭，以手捻食。男子不饮酒，年二十则请师为剪发齐眉，白布缠头，腰围以幔。妇女短髻，短衣长裙，嗜酒与茶。 外人与之往来交合谓之做契，或有因而娶之者，随贫富用金银铜锡为环，穿其耳孔下垂至肩。好熏诸花，絜身黑赤。殁不用棺，布裹以身，向西而葬。其言语相貌与回回相似。今皆附版图采鱼办课。 在成书于1728年的《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三八零中基本延续明正德《琼台志》的记载，但这时已经只有蒲姓而不见了方姓： “其人多蒲姓，不食豚肉，家不供祖先，共设佛堂，念经礼拜。其语言相貌，与回回相似。今从民俗，附版图，采鱼办课，间置产。婚嫁不忌同姓，惟忌同族。捕鱼民俗为婚，人亦无以为婚者。” 另外在这一卷中写道了当时的房屋主要是茅屋： “居处因地逼海滨，时虞飓风，公私室不甚高美，民舍多用茅茨，官署亦沿其陋，近海者常为风涛淹掩。附黎者亦效栖峒巢木，即绅士之家，概不尚华饰，惟取完固。” 在明清时代，海南的穆斯林散居在儋州、琼山、崖州、陵水和万州海岸，其中以崖州最多。这些地区在明清两代分别经历了汉化、黎化和疍化，最终只剩下所三亚里番村一处穆斯林社区。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1511年的琼州府 1、琼山县穆斯林的疍化 在明正德《琼台志》卷七《风俗》中记载到的那些被元朝安置在海口浦的占城人，在元末的兵乱时已经所剩无几： “番俗。本占城人在琼山者，元初，驸马唆都右丞征占城，纳番人降拜。其属发海口浦安置主营，籍为南番兵。无老稚，皆月给口粮三年以优之。立番民所，以番酋麻林为总管，世袭，降给四品印信。元末兵乱，今在无几。 明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七又记载到这些人已经全部成为疍人，疍人是海南从事渔业的水上族群： “番民所，在海口浦，元籍南番兵立其长麻林，为世袭降四品印信，总管其番兵，今子孙尤有存者俱为疍人。” 2、万州穆斯林的汉化 成书于1679年的清康熙《万州志》卷三《土俗志·风俗》中记载，万州的占城穆斯林生活在城西番村。《万州志》对伊斯兰习俗的描述基本来自明正德《琼台志》： “番，本古占城人，元初遭乱，泛舟泊州境海滨，寻迁居城西，曰番村。明初，隶于所，与军余同事。多蒲姓，番语。不食猪肉，宰牲，必见血方食。不供祖先。识番书者，为番长。设庙祀番神，朔望诵经，合掌罗拜。每月轮斋，当斋者，涎不下咽，见星月乃食。男子素帛缠头，不饮酒。妇女髻垂后，短衣长裙，以烧灰染菁为生。女将嫁，亲邻往馈贺，以手摸其面慰之。没不棺，但以布裹骸，侧身而葬。 而到了成书于1828年的道光《万州志》卷九《古迹略》的“番村”中除了引用康熙版的全文外，最后还加了一句： “及今日化风久，凡衣冠、典礼，与中州一辙焉。” 这说明迟至19世纪前期，万州的占城穆斯林已经汉化。 1951年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的《广东海南黎苗回族情况调查》中记录到万州太阳坡在民国十年时还有一座清真寺，而且直到50年代还有阿拉伯文的墓碑 ： “太阳坡和莪蔓的回民到清光绪年间已经全部汉化，据说到民国十年太阳坡还有一座清真寺，太阳坡和莪蔓的坟墓，至今仍有刻着回文的碑碣。” 到80年代，三亚陵水县的文物工作者潘先谔和李居礼到万城城西的番村调查时，这里已经全部是从福建迁来的汉人，“番人”只剩下蒲光茂兄弟两家，他们从曾祖父辈起就开始吃猪肉，并与当地汉人通婚，早年修建的清真寺早已坍废，宗教信仰和当地汉人一样了。 3、儋州穆斯林的汉化 成书于1618年的明万历《儋州志》对伊斯兰习俗的描述同样基本来自明正德《琼台志》，但也说到他们当时已经吃猪肉，不过斋月了： “（番人）不与土人杂居，不食豚肉，他牲不须自宰见血；家不供祖先，一村共设佛堂一所，早晚念经，每岁轮斋一月；当斋不吞涎，见星月方食，以初三日为起止；开斋日，聚佛堂拜诵。殁不用棺，布裹向西而葬，大致与回回番名教相似。今皆附版籍，采鱼食豚肉，无斋会矣。 生活在儋州莪蔓乡的莪蔓房蒲氏在明代是否仍然信仰伊斯兰教已不得而知，1951年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的《广东海南黎苗回族情况调查》中记录到儋州的莪蔓村到光绪年间已经全部汉化，但仍保存有阿拉伯文的墓碑： “太阳坡和莪蔓的回民到清光绪年间已经全部汉化……太阳坡和莪蔓的坟墓，至今仍有刻着回文的碑碣。” 另外有少量莪蔓房蒲氏在清代迁入所三亚里回辉村，成为现在回辉人的组成部分。 1989年，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的马建钊和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杜瑞尔前往儋县调查了莪蔓房蒲氏，发表了《海南岛儋县蒲姓习俗文化调查》一文。文中说，1989年时儋县蒲氏有1461人，除了亡人入葬前用白布裹缠全身外，已基本没有伊斯兰教信仰及习俗遗留。当时莪蔓镇上蒲村有3座祠堂，其中一座是供奉始迁祖蒲玉业神位的“蒲氏宗祠”，另外两座是是蒲玄福所传子孙的分支祠堂“崇清堂”和蒲玄禄所传子孙的分支祠堂“龙福坊”，里面除了供有祖先外，还有“天罡元帅”、“八王元帅”“益状元帅”、“追猪元帅”等神像作为祖先的卫士。 如今的上蒲村已经更名为上浦村。 1983年初，一位在广东江门市工作的莪蔓蒲氏医生，得到一本《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儋州蒲氏才重新知道了自己的族源。于是在1983年年底，莪蔓蒲氏向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递交申请，要求将莪蔓蒲氏族人的民族变更为回族，但因莪蔓蒲氏已完全汉化，有关部门未予批准。 1984年开始，莪蔓先后有30多户、100多名蒲姓村民自发迁往三亚回辉村，当地的回辉人帮助他们建造房屋，并提供了土地给他们耕种。但是莪蔓蒲氏来到回辉村后，不能适应回辉人不饮酒吃猪肉的习俗。一个多月后，便有一些人跑到附近的汉族村庄饮酒吃猪肉。一年后，所有的人都离开回辉村返回了儋州。 4、陵水土福湾穆斯林古墓群 　 1976年，陵水县的文物工作者李居礼在西起三亚藤桥乡番岭坡，东至陵水土福湾村的一片长2.5公里，宽40-60米的海滩沙丘上，发现了53座古墓，揭开了三亚穆斯林古墓群大规模被发现的序幕。 1978年，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岛文管会的考古人员又在番岭破东麓一座叫做“送路”的海滩上发掘出了3块雕刻着阿拉伯文的穆斯林墓碑，其中两块现存陵水县博物馆，另外一块现存广东省博物馆。 1982年，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岛文管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在送路海滩又出土了3块阿拉伯文墓碑。同时在土福湾村以西1公里发现了另一处干教坡古墓群，发掘了7座墓葬，每座都有阿拉伯文墓碑。考古队把墓碑原地保留，带走了碑铭拓片。 1983年12月，广东省政协民族宗教组和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组成联合调查组，在送路海滩再次发现了6块阿拉伯文墓碑和2块植物花纹墓碑。 至此，三亚和陵水交界的土福湾地区发现有番岭坡、干教坡和土福湾三处穆斯林古墓群。 藤桥乡番岭坡古墓的大概位置： 2017年12月30日，我从三亚乘车前往土福湾番岭坡。先坐车到三亚国际免税城，再打车到三亚万丽度假酒店，从酒店进去一直走到海滩，沿着海滩一直往西南走。 1986年3月，三亚陵水县的文物工作者潘先谔和李居礼与英州镇文化站干事银才科在番岭坡南侧海滩沙丘陡坎上（约距海面30米、高出海面约20米）发现了据当地渔民传说，后经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王恒杰鉴定，考证为“番人”炮台及居住残址两处，出土了青砖、瓦片和大量汉、唐、宋代陶瓷片，三亚市文物工作者在番岭附近荒坡上也发现有宋代的铜币和陶片。 沙丘陡坎： 沿着沙滩向西走不远可以看见一处隐蔽的入口，里面是一条林间小路。 沿着小路向北走到头，就能看到文物告示牌。 继续向西拐，就能看见2016年新立的藤桥墓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识。 再往西走，就到了土福湾唯一保存完好的藤桥番岭坡穆斯林古墓群。 这些墓葬均为竖穴土坑，没有壁板、盖板和任何随葬品。墓穴坐北朝南，死者侧身屈肢，面朝西侧的圣地麦加。墓葬前后各竖一块珊瑚石墓碑，碑文由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写，但目前保留在原址的墓碑上的文字大多已风化不可见，文字清晰的墓碑已移至海南省各级博物馆中。 这些墓葬与广州、泉州、杭州和扬州等地的宋元穆斯林墓葬有不小差别。上述地区的墓穴均有壁板和盖板，盖板上大多有多层墓盖石，且均为单墓碑，没有任何双墓碑。泉州的穆斯林古墓碑多用辉绿岩和花岗岩，扬州的多用油页岩，广州的多用花岗岩和油页岩，只有海南使用本地产的珊瑚石。这是因为三亚、陵水一带盛产珊瑚石，在东距番岭破5、6公里的军屯坡就有100多座唐代珊瑚石椁墓群，在陵水县后晾坡道港门一带也有许多用珊瑚石制成的黎族古墓碑。 地上的野西瓜秧 李居礼和王克荣1987年在《海南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馆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从陵水三亚发现的穆斯林墓葬看古代穆斯林在海南岛的活动》一文，记录了一些墓碑的形制。而这些墓碑的出土年份则来自陈达生和克洛蒂娜·苏尔梦1993年发表在《回族研究》上的《海南岛穆斯林墓地考》一文。 双墓碑中面朝西北的墓碑顶部大多凸起五峰或多峰，碑额中间是一轮圆月，里面刻有阿拉伯文，大多为《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 圆月下面有一凹框，两端各刻一朵花，框内刻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碑文大多风化难以辨认，日期仅有月和日，没有任何一块墓碑记载了年份。从碑文中辨认出的墓主姓名有阿特瓦（Atw）、哈通（Haatuun）、纳姆·哈桑（Naamu Hasan）、萨·本·伊斯玛仪（Samaa ibn Isma'ill）等，其中阿特瓦（威严的）、哈通（夫人）和纳姆（著名的）均来自波斯文。另外也有部分墓碑在凹框内刻有有《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和第27节“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惟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框下刻有锯齿纹带或云纹。 在陈达生和克洛蒂娜·苏尔梦的《海南岛穆斯林墓地考》一文中将花朵解释为星形图案。 下图的墓碑1983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额中央刻有圆月，里面刻有《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圆月下面浮雕卷云纹，再下面刻有一个凹框，两端各刻一朵花，框内刻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这是长者“阿特瓦”（波斯文）……的坟墓，卒于斋月吉日。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这块墓碑现存于五指山市的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图片来自马名骏的博文《回族作为海南省三大世居民族之一，在三亚凤凰镇出土唐代伊斯兰经文珊瑚墓碑！》 下图的墓碑1983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额中央刻有圆月，里面刻有《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圆月下面有一凹框，两端各刻一朵花，框内刻有阿拉伯文：这是……子弟，萨曼·赫尼之墓……时为斋月。框下刻有锯齿纹带。 在陈达生和克洛蒂娜·苏尔梦的《海南岛穆斯林墓地考》一文中将墓主译为“著名的哈桑”。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下图的墓碑1982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额中央刻有圆月，里面碑文风化。圆月下面有一凹框，两端各刻一朵花，框内刻有《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和第27节片段“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唯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下图的墓碑1983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额中央刻有圆月，里面刻有《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圆月下面有一凹框，两端各刻一朵花，框内刻有阿拉伯文：……艾斯马尔……死于斋月吉日。框下刻有锯齿纹带。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下图的墓碑1978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额中央刻有圆月，里面刻有《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圆月下面有一凹框，两端各刻一朵花，框内刻有阿拉伯文，已经风化。框下刻有云纹。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下图的墓碑1983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额中央有圆月，里面碑文风化。圆月下面有一凹框，两端各刻一朵花，框内刻有阿拉伯文，已经难以辨认。 在陈达生和克洛蒂娜·苏尔梦的《海南岛穆斯林墓地考》一文中将下部铭文译为《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下图的墓碑1982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额中央刻有圆月，里面刻有《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下图的墓碑1978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额中央刻有圆月，里面刻有“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穆德是真主的使者。下面两侧各雕刻一株三杈的生命树，枝杈上开着花。下面有一凹框，框内刻有《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和第27节“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唯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下图的墓碑1978年出土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额中央刻有圆月，里面刻有阿拉伯文，难以辨认。圆月两侧刻有生命树。下面有一凹框，右侧有一朵花。框内刻有阿拉伯文，碑文难以辨认。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下图的墓碑1983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额中央刻一山形，内刻阿拉伯文，下有一凹框，两端各刻一朵花，框内刻有阿拉伯文，已经风化。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下图的墓碑1978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额上部刻有弧形放射线烘托的圆月，里面刻有《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圆月下面有一凹框，左端刻有一朵花，框内刻有阿拉伯文：这是……之墓……时值斋日。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下图的墓碑1982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额中央刻有圆月，里面刻有阿拉伯文，难以辨认。下刻一凹框，内刻阿拉伯文：这是殉教者的坟墓。他叫伊本·赛义德·宛尔圣，卒于12月，求真主怜悯这位孤独的人吧！ 在陈达生和克洛蒂娜·苏尔梦的《海南岛穆斯林墓地考》一文中将墓主译为 “丁·萨马·本·亦思马仪”。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下图的墓碑1983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碑风化不清，只存一凹框，框内刻阿拉伯文：这个坟墓仅是他最终的归宿。 在陈达生和克洛蒂娜·苏尔梦的《海南岛穆斯林墓地考》一文中将碑文译为“这是……哈通……的坟墓”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下图的墓碑1983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只存一凹框和右边的花朵，框内刻阿拉伯文：……死于某月日。 在陈达生和克洛蒂娜·苏尔梦的《海南岛穆斯林墓地考》一文中将花朵解释为七芒星。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双墓碑中面朝东南的墓碑则在碑额刻有生命树。 下图的墓碑1983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和上面提到的第一块墓碑同属一个墓葬，碑额刻有一株枝条茂盛的生命树，枝条末端是卷云状，下面刻有一条锯齿纹带。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这块碑现存五指山市的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图片来自马名骏的博文《回族作为海南省三大世居民族之一，在三亚凤凰镇出土唐代伊斯兰经文珊瑚墓碑！》 下图的墓碑1983年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面朝东南，碑面浮雕一株生命树，枝叶繁茂，有五朵花。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除了发现于番岭坡古墓群的墓碑外，也有一块墓碑1982年发现于干教坡古墓群。这块面朝西北的墓碑形制与前面差异较大，风化程度也较小，应当比上面的墓碑年代更晚。碑额呈山字形，两侧平直，底部平整。碑面刻有长方形框，四周有锯齿纹，框内刻有五行阿拉伯文，仅能辨认：……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先知……乐园。下面单独刻有三个阿拉伯文字母，意义不明。 在陈达生和克洛蒂娜·苏尔梦的《海南岛穆斯林墓地考》一文中将碑文译为：……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天堂……马达甲。 来自《海南伊斯兰文化》 据李居礼、王克荣1987年在《从陵水、三亚发现的穆斯林墓葬中看古代穆斯林在海南岛的活动》一文中提到，只有在阿曼南部海岸的佐法尔古城遗址，才发现过这种形制的穆斯林墓葬。 此外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建于1656年的老礼拜五清真寺（Hukuru Miskiiy Mosque) 旁边的苏丹王室墓地也有珊瑚石双墓碑形制的墓葬： 来自tripadvisor网站的用户MarcoJust_Do_It 来自tripadvisor网站的用户KurniawanAdhi 五峰形状的碑额在泉州的宋元穆斯林墓碑中经常能看到，下面是我在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拍到的宋元穆斯林墓碑： 三亚穆斯林墓碑中最常出现的《古兰经》第55章第26节“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和第27节“惟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 在泉州的宋元穆斯林古墓中也能见到。 下图是我在泉州海交馆拍到的元代穆斯林墓碑，1959年出土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下围村，碑文中包括了这两节。 下图右上的辉绿岩须弥座式墓石，清末在泉州一处蒲姓人家的园圃中挖出，移入泉州清净寺后砌在明善堂大厅北墙上，1983年明善堂重修时卸下。碑文的内容是《古兰经》第29章第57节节选和第55章第26节全文： 每一个有气息的，都要偿死的滋味。 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 5、陵水穆斯林的黎化 　　80年代，三亚陵水县的文物工作者潘先谔和李居礼到到陵水县英州镇的加卜村考察。加卜村原有31户蒲姓，后来因内部发生纠纷其中17户改为黎族的大姓符姓。 加卜村的蒲姓分为两支家族。第一支传说始祖有七兄弟，从占城渡海来海南经商时遇到台风，一个兄弟定居今文昌市，一个兄弟定居三亚市落笔洞，另外五个兄弟定居在崖州。后来七兄弟中富的富、穷的穷，崖州的一个兄弟因为欠债跑到加卜村给财主当长工，财主给他娶了黎族姑娘为妻，生育后代。第二支原来定居在三亚的落笔洞，后来迁到林旺镇的青田村，最后迁到加卜村定居。 如今，加卜村的蒲姓和符姓全部自称“佬黎”，与周边黎化汉人的自称相同。 加卜村是距离番岭坡穆斯林古墓群最近的一处占城后裔聚居地。 6、崖州穆斯林社区的分布 1983年12月，广东省政协民族宗教组和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组成联合调查组在陵水县干部孙波林的指引下，在崖城酸梅村附近当地人称为番坊园（又叫八人轿坡）的海滩上发现了一座穆斯林古墓群，清光绪《崖州志》中记载宋元移民来的占城回教人就曾生活在这里。 八人轿坡古墓群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被叫做“番人坟”，曾经有数百座珊瑚石穆斯林墓碑，但50年代后绝大多数被村民烧制石灰或用作建筑材料，调查组只在一座新坟的挡土墙上找到了一块阿拉伯文墓碑。 　　这块墓碑顶部凸起五峰，上半部分刻有边框，框内由卷云纹烘托一轮圆月，框内刻有铭文，仅能辨认出“真主……真主……”。圆月两边各对称刻有阿拉伯文拼成的长生鸟图案，右侧图案的内容是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左侧的图案文字难以辨认。卷云纹图案下面有一凹框，分成三格，框内刻有阿拉伯文，仅能辨认出“真主”一词。 现在这块墓碑收藏在海南省博物馆。博物馆官网附有照片： 这块墓碑与陵水土福湾的穆斯林墓碑相比风化程度较轻，年代应该更晚。而且图案与陵水穆斯林墓碑有较大的区别，碑文中没有花朵的特点与泉州宋元时代的穆斯林墓碑有相似之处。 在1983年到1987年间在大蛋港以东1公里的海滩上又发现了被当地居民叫做“番堆坟”大蛋古墓点。在成书于1521年的明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七《崖州·寺观》中记载有崖城以南三里番村的清真寺，这处番村就在大蛋港附近：“佛堂寺，在（崖）州南三里番村，堂制礼念与礼拜寺同。” 而据明正德《琼台志》卷六记载，大蛋港一直是重要的商贸码头：“在州西南三里，入抵大蛋利用坊，客商泊船于此。” 除此以外，崖州西120里的黄流村还有一座番人塘。明万历《琼州府志》记载：“番人塘，（崖）州西一百二十里，黄流村。” 而在1951年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的《广东海南黎苗回族情况调查》中记录到黄流的穆斯林后来迁到了崖州的太蚤：“黄流一股因既不近海又无田地，遂又迁至崖县的太蚤。” 在光绪《崖州志》卷一《舆地志一·风俗》中对崖州穆斯林的记载非常详细，其中建清真寺、白衣白帽、念经礼拜、去麦加朝觐，斋月守斋开斋，都是典型的伊斯兰教习俗： “初本姓蒲，今多改易。不食豚肉，不供祖先，不祀诸神，惟建清真寺。白衣白帽，念经礼拜，信守其教，至死不移。吉凶疾病，亦必聚众念经。有能西至天方，拜教祖寺莹，归者群艳为荣。岁首每三年必退一月。本月朔见月吃斋，以次月朔见月次日开斋，为元旦。捕鱼办，广植生产。婚不忌同姓，惟忌同族。不与汉人为婚，人亦无与婚者。” 从清代开始，生活在崖州酸梅浦、大蛋港，以及万州、琼山等地的海南穆斯林纷纷迁往所三亚里番村（今三亚回新村），在清代海南各地的穆斯林社区纷纷汉化、黎化或疍化的情况下，所三亚里番村成为海南唯一的穆斯林社区，并最终形成现代的回辉人族群。 1、历史上的所三亚里番村 最早关于所三亚里番村的记载，来自成书于1521年的明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七《崖州·寺观》： “礼拜寺，在（崖）州以东一百里番人村，洪武间建，中只作木庵。刻番书，以一人为佛奴，早晚鸣焚，有识番书，称先生者，俱穿白布法衣，如回回之服，寺中席地念经礼拜，过斋日亦然。” 这处位于崖州城以东一百里的番村与光绪《崖州志》卷五《建置卷·乡都》对所三亚里番村的记述与明正德《琼台志》中的记述相符： “三亚村，（崖州）城东百里。所三亚里，番村，三亚村东。” 三亚回新村至今仍有番村街： 1947年，回辉村的小学校长刘贤遵参加广东回族俱进会时，将他1922年抄录的回辉人族谱《通屯宗谱全书》交给了会长熊振东，后来由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罗香林从熊振东手上借来《三亚通港村蒲氏简谱》（即《通屯宗谱全书》的部分）。在《三亚通港村蒲氏简谱》的序言中写到，三亚蒲氏是在宋朝时来到海南，后来儋州、万州和琼州的蒲氏全部反教（不再信仰伊斯兰教）： “自宋朝年间，原有十二只船，被风漂流，到崖州居住……臻明朝，因黎叛，官府追迫粮税，多逃散四处，如儋州、万州、琼州、三亚等圩，居住安身。历代之后，三处反教劫难，为明末之时，三亚被西黎大叛破过。” 里面提到的“明末之时，三亚被西黎大叛破过。”指的应该是1655年，抱鼻黎峒首领谭亚枕反叛官府，烧毁了三亚番村。 在族谱中十甲“海家”的部分又有：蒲尚志（始传）——成恩（二传）——奇豪（三传）——学嵩（四传）——本中（五传）——富润（六传）的记载。这其中六传的富润就是乾隆年间著名的“海富润案”的主人公。 1774年，海富润和5位同乡一起从三亚回辉村外出学习伊斯兰教经典。他们先在广州学习，后来转辗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地游历，历时9年。1781年，海富润从陕西返乡，途径汉口时得到了很多伊斯兰教书籍。第二年他到达桂林时，书籍被关吏查抄，他也被当做“苏四十三”的同党被逮捕下狱。随后“海富润案”迅速扩大，遍及8省，使得当时的穆斯林人人自危，最终由乾隆直接干预才得以平息。 根据海富润1774年上溯，海家的始祖蒲尚志应是明代后期或清代前期生人。 2、所三亚里番村的古迹 在所三亚里番村的西南有一处穆斯林古墓群，墓葬与前面提到的伊斯兰古墓相似。2006年这里以“羊栏墓群”的名字公布为三亚市文物保护单位。可惜的是2008年底羊栏墓群被某部因修建训练基地为名用挖掘机毁坏，墓碑被砸碎，尸骨裸露。在回辉人的以死抗争下，最终保存住了这处穆斯林古墓群。 2016年6月11日，我在南京博物院“问海——华光礁Ⅰ号沉船特展”上见到了一座珊瑚石穆斯林墓碑，标注为三亚凤凰回新村（即原所三亚里番村）收集，海南博物馆藏。 2017年12月31日，我来到了羊栏墓群的所在地。如今这片海滩沙丘的一部分已经被拍婚纱照的搭建成外景地，图中的施工临设已经成为婚纱照公司养马的地方。 门口有废弃的房屋，上面写着两句圣训：真主喜爱清洁者，清洁是信仰的一半。再下面写有请勿乱扔垃圾，爱护环境。 可惜这里还是被婚纱照公司扔了许多垃圾。 入口处和里面都可以看到废弃多年的三亚湾海防碉堡。 这一处就是08年被挖掘机推平的古墓群所在地。 再往里走，终于发现了幸存的古墓。 墓群中有许多仙人掌，还看到了仙人掌花和果实 在《 三亚羊栏镇伊斯兰教古墓群被毁 》 一文中有09年初拍摄的照片，当时古墓群还保留了许多图案和文字的墓碑，可以看到和陵水的墓碑相似，有生命树的图案。 《海南回族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拍摄的羊栏古墓群内的一座穆斯林墓碑，可以看到风化程度较轻，图案也很独特。 除了羊栏古墓群外，在三亚湾海滩上还有大量穆斯林墓地，不过大部分已经被新墓覆盖，见不到古墓的痕迹了。 三亚湾路上有一处“天方先贤古墓”，门头写着“宋末元初”，然而目前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处古墓的史料记载。 园内有一座珊瑚石墓碑。 在三亚湾海滩有一条1公里长的穆斯林古墓群，现在基本是近现代的穆斯林墓地。 里面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双墓碑的墓葬。 第三处叫做“穆斯林古墓园”，在中海路和海涛路的丁字路口，也大多数是近现代的穆斯林墓地。 1941年川原信一郎拍摄的三亚回辉人墓地，日本回教协会收藏。 搬运埋体的塔布匣子。 在回辉村清真古寺内存放有立于1753的《正堂禁碑》，记录的是所三亚里番坊与周边保平里就渔场划界发生纠纷，崖州知州判决仍然按照原有范围划分。 3、海南穆斯林编入所三亚里 最早关于海南穆斯林迁入所三亚里的记载，来自成书于1706年的《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三八零： “占城人，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屯、番浦。 今编入所三亚里，皆其种类也。” 而清光绪《崖州志》卷一《舆地志一·风俗》则记载的更为详细，写出占城穆斯林是从崖州的大蛋港、酸梅铺海岸迁到所三亚里番村： “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之间因乱掣家泛舟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后聚居所三亚里番村。” 1942年，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委托台北帝国大学讲师小叶田淳编著《海南岛史》，小叶田淳在1943年、1944年来到海南岛考察了三亚的回辉人，在1976年发表了《海南岛回教徒的村落回辉村考》一文。在小叶田淳的调查中，所三亚里回辉村民传说回辉人的哈家和刘家是在明末清初从大蛋村迁移来的。当时还有很多人从崖州的大蛋港、酸梅铺、番人塘迁到回辉村和六盘，后来六盘的人因为强盗的追杀，又从六盘迁到回辉村。 小叶田淳在调查中由刘贤遵手上借来《通屯宗谱全书》，并根据当地人的回忆发现了所三亚里回辉人从大蛋港、酸梅村和琼山迁来的记载： 哈氏主要以蒲成礻彭、蒲成祥、蒲成禧、蒲成福、蒲成瑞为始祖。协助小叶田淳调查的哈秉忠是蒲成礻彭的第7代后人，生于1871年。据哈秉忠说，蒲成礻彭的父亲从陕西来到广州光塔街，又带着全家迁到海南崖州大蛋港，最后又迁到所三亚里回辉村。 哈家后人在三亚回辉村开的面馆，在这里吃了牛腩面。 除此以外蒲凤歃从酸梅村迁到来，以后持续了四代。 林逢清出生于1907年，他的祖父林德成和1882年出生的林长云从琼山迁来。 另外据当地人说，万州番村在19世纪中叶也有人迁来所三亚里。 1941年川原信一郎拍摄的三亚回辉清真寺，日本回教协会收藏。 回辉人使用的回辉话（Tsat language）目前被分在南岛语系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 占语支，与越南南部占语支的拉格莱语（Roglai language）最为同源，但同时又是占语支中最特殊的一种语言，混合了大量的汉藏语成分。 刚刚进入海南时的回辉人使用的语言应该与原始占语相似。但随着与周边汉语族群的密切交流，回辉话不断发生变化，语法和汉语更为接近，汉语词汇大量增加，同时发展出南岛语族所没有的单音节、多声调系统。 1、回辉话语音的变化 根据郑贻青教授出版的 《回辉话研究》一书，回辉话和现在的占语支语言有许多相同成分和对应关系。郑贻青教授将回辉话和越南南部山区中的一种占语支语言埃地语（Rade language）进行比较，回辉话的19个声母中有11个与埃地语基本相同，其余8个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但同时，回辉话的语音相比埃地语大为简化，复辅音和一些声母消失。埃地语的7个声母ph,b,bh,br,bl,mr,ml在回辉话中简化为ph，埃地语的6个声母kh,g,gh,gr,kl,dl在回辉话中简化为kh，埃地语的韵尾-h,-p,-t,-k在回辉话中大部分消失。 在回辉话中，原始占语为了区分词义而在词干前面添加的前缀大部分消失，大部分双音节词变成了单音节词。相对应的，回辉话发展出了其他占语支没有的能够区分词义的声调系统。回辉话有7个声调，其中1个只用于占语词和回辉话特有词，1个只用于汉语词。 根据郑贻青教授的研究，回辉话的韵尾脱落及语调的发展，除了自身的原因外，一定程度也是受到汉语西南官话的影响。 2、回辉话的占语词汇 根据郑贻青教授的研究，回辉话和埃地语有大概40%到50%的相同词汇，常用词汇能达到60%左右。这些相同词主要以基本词汇为主，这是因为基本词汇变化非常缓慢。 在和动植物有关的95个词汇中，回辉话和埃地语有42个相同词汇，包括：黄牛、水牛、母牛、马、羊、狗、猫、猴子、刺猬、兔子、松鼠、老鼠、鸡、母鸡、鸟、乌鸦、壁虎、蛇、虫、虾、螃蟹、鱼、尾巴、翅膀、毛、角、爪等。 另外还有十几个词在回辉话、埃地语、原始占语、原始南岛语、黎语、壮语中相同，应该是占语支和侗台语共有的词汇，包括：棉花、下面、芝麻、眼睛、鼻子、下巴、肩、笑、飞、我、这等。 语言年代学创始人莫里斯·斯瓦迪士（M.Swadesh）在20世纪4、50年代提出了斯瓦迪士核心词列表（Swadesh list），包含了200个基本词汇，后来又精选到100个。通过斯瓦迪士核心词汇表，求出两个语言词汇差异的比率，可以看出两种语言的大致分离时代。郑贻青教授通过斯瓦迪士核心词汇表的分析，得出回辉话和埃地语的分离时间在1000年前。 2013年，海南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发表了《占城流亡的回辉人遗传世系被海南本土成分替换》一文，对三亚回辉人的来源有了重大的发现。 1、父系Y染色体DNA研究 这次研究对102个5代以内无可查亲缘关系的三亚回辉人样本的Y染色体和母系线粒体mtDNA进行了分型。在72个三亚回辉人的Y染色体单倍群中， O1a*-M119类型超过了60%，而在占城人只有极低频的存在。在占城人占主流的O2a1*和O2a1a类型在回辉人中却只有4.17%。 回辉人和占城人的Y染色体单倍群频率 通过对比回辉人、占城人和东亚其他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群主成分分析，发现回辉人和海南原住民、中国南部的侗族、水族较为接近，而与占城人距离很远。 44个群体Y染色体单倍群的主成分分析图 再对在回辉人中占主要的O1a*-M119类型进行分析。研究根据O1a*-M119内部6个STR单倍型构建中点连接网络结构，得知海南原住民已经隔离于中国南部的其他侗傣人群和台湾原住民，而回辉人样本几乎都聚类于海南原住民的孤立分支中，而印度支那的样本倾向于和中国南部聚类到一起。这些结果说明，回辉人的主要父系单倍群来源于海南本土的民族群体，而不是占城人或者其他印度支那人群。 根据O1a*-M119内部6个STR单倍型构建的中点连接网络结构.节点之间的连线长度等比于突变步数. 2、母系线粒体mtDNA研究 再对回辉人的母系线粒体mtDNA研究中，在发现的19个mtDNA单倍群中最高频的是占16.67%的D4和占15.69%的F2a类型，而这两个类型在其他海南原住民和印度支那人群中都没有发现或低频存在。 再将D4和F2a这两个类型同其他相关人群进行单倍型水平比较，发现回辉人的D4类型在东亚和印度支那人群中比较罕见，而F2a类型仅仅在部分汉族和云南的一些小型人群（拉祜族、彝族、摩梭人）中发现。 然后再通过线粒体DNA的HVS-I序列单倍群网络结构对回辉人、占城人和其他人群进行分析，发现回辉人的母系遗传谱系与海南和中国南部的族群更为接近，而不是印度支那人群。 3、 结论——遗传替换的“宗教决定”机制 在这次对回辉人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占城人和其他印度支那人群，回辉人与海南原住民最为接近。这说明，回辉人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对原住民的大量同化，而自我认同和宗教信仰则一直延续下来。 《占城流亡的回辉人遗传世系被海南本土成分替换》一文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遗传替换的“宗教决定”机制：一小群迁入移民被当地原住民接纳后，在遗传成分上被当地人群替换，但是这一小群移民带来的宗教信仰却使他们保存了他们根植于宗教的文化传统和自我认同。 本文的部分资料，来自于《海南伊斯兰文化》、《海南回族的历史与文化》、《海南回村——三亚回族的时空观念与社会实践》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