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潜伏：细数在国民党身居高位的中共卧底

“卧底”指的是对敌方阵营进行秘密潜入、以进行暗中调查与搜集情报的工作，帮助己方打击对方的的特工。 回溯中国共产党从创始、立足到发展壮大，曾经非常隐秘的第二条战线始终存在，并发挥着非同一般的作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在国民党中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超级特工并不为大众所知。 近年来，在很多虚构类影视作品中，英雄们才随着各种传奇事迹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 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后三人被称为“龙潭三杰”。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5年国庆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他戴上了金灿灿的上将军衔。他是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钱壮飞，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之一。1915年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在医院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到上海，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处任职；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1928年春，胡底潜入上海影片公司任江湾昆仑电影制片厂演员，胡底俊逸潇洒，多才多艺，对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他爱音乐，擅演戏，专演武侠为内容的片子，作为男主角出演了《盘丝洞》《昆仑大盗》等武侠电影，被誉为“东方范朋克”。他曾在国民党“中统”设在天津的特工组织“长城通讯社”任社长，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特科高级情报员。

1930年在天津主持“长城通讯社”，与李克农、钱壮飞战斗在敌人要害部门。 熊向晖，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43年夏，熊向晖得知，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正秘密调集守卫黄河河防的主力军队，准备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这个闪击计划对延安的威胁非常大，因为那时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全在抗日前线，延安几乎相当于一座空城。事态紧急，熊向晖立刻向党组织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延安获悉情报后，采取了公开情报的极端做法，力挽危局。 熊向晖本来已经订好了船票，将在1947年3月前往美国，然而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计划让他推迟赴美行程，立刻前往南京。 就在熊向晖回到南京后不久，胡宗南交给他两份秘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份是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熊向晖回到自己房间后，细阅了攻略延安方案抄件，不觉大吃一惊：蒋介石这次进攻延安的总兵力达15万余人，共17个旅，另调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大有一口将我陕甘宁边区吞掉的气焰。 熊向晖迅速抄下两份文件，核对一遍，揣在最贴身的内衣里。当天晚上，趁胡外出，熊向晖倒锁房门，将抄件内容全部记在脑中，背下来后，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抽掉。 第二天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从南京飞回西安的晚上，熊向晖化装来到秘密线上的联系人王石坚家，将所获的重要情报一一告诉了王石坚，王石坚当即报告给延安。 1947年5月20日，胡宗南对熊向晖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此后，熊向晖再没见到胡宗南。 建国后，熊向晖长期在外交部工作，并经常在重大活动中，以周恩来助手的身份出现。文·革中，对外交部冲击得很厉害，还要查个人历史。毛主席特地指示周总理，让他跟那些人说清楚：熊向晖、申健、陈忠经这“后三杰”是为保卫延安立了功的。 在整个“文·革”中，毛泽东出面为某个人说话，这种事情并不多见。 沈安娜，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39年入党。生前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 1935年，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速记，为党搜集情报。同年秋，经王学文批准，沈安娜和接头人华明之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1938年至1949年，在周恩来的指派下，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作速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掩护，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为党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并从未暴露。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也不例外。 沈安娜把蒋介石的讲话牢牢记在心里。待到休息时上厕所之际，再偷偷记录下来。因为其能力出众，卧底时从未暴露，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1946年在重庆获周恩来嘉奖，1949年获中共中央集体通令嘉奖，1989年获国家安全部为长期坚持在隐蔽战线作出贡献的无名英雄颁发的荣誉奖章及荣誉证书。2010年6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1904年出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 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 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谢和赓，1933年在秘密加入中共，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谢和赓旋奉命打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任冯玉祥和吉鸿昌的秘书；后投奔白崇禧，成为其机要秘书。 1942年，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留学，替中共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1954年底，在麦卡锡主义风潮中被美国移民军逮捕，后被驱逐出境回国。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 1957年被打为右派，流放黑龙江，次年在周恩来等人的营救下回到北京。1967年再次被捕，后被营救出狱，在外交部工作直至离休；其夫人是演员、作家王莹。 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处长，后任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1929年赴日本留学，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抗战中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1948年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底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1949年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共即日赴台。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50年，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而被秘密逮捕；同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4人，被台“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余的人也分别被判刑。 吴石墓碑，碑文如下： “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洲，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学校、 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于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 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 大义凛然。 一九七五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像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蔡孝乾的这次叛变致中共在台地下组织被摧毁，使1800多人被捕入狱，吴石、朱谌之等多人惨遭杀害。图为1950年7月17日，刘晋钰与严惠先被宣判死刑后低首写遗嘱。 图为1952年，台湾苗栗山区叛变的前中共地下党人宣誓效忠国民党政府。 1954年4月25日，25岁河北人王孝敏（前排左二），因涉嫌参加共产党于1952年被关押在台湾绿岛监狱。 图为1950年7月17日，台湾国民党宪兵队临行前的中国地下党员刘晋钰（左）与严慧先喂酒。 1950年6月10日，台湾“特别军事法庭”栏杆前的中共地下党员，从右至左原公民党军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课长聂曦、远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低头写遗嘱者）、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死刑，栏杆处站立着旗袍者为朱枫（即朱谌之）。 朱谌之，参加革·命后改名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五卅运动后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冬，朱谌之被派往中国台湾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在出色地完成任务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在台保密局的报告提及朱谌之时，这样写道：“朱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被绑赴台北马场町刑场，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身中6枪而亡，牺牲时年仅46岁。 2010年4月，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工作的雷元荣钻进阴暗的骨灰塔，取出尘封的骨灰罐，在骨灰塔中幽闭了60年的烈士遗骨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同年12月9日12点45分，从台湾抵达北京的殡葬公司刘董事长，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背带在身后交叉，缓缓走进机场贵宾厅一个房间，他说：“我们来把老奶奶安置好。” 在场只有家人和几位民政官员、学者朋友，大家站起来，悄无声息。 徐云初眼圈红了，用几乎耳语似的微弱声音说“外婆，回家了”。她双手扶住旅行袋，而丈夫李扬扶住她。一会儿两人才慢慢打开，取出一个淡黄色的小骨灰坛。盖子边缘已经破损，坛子上面写着“朱谌之”三个字。 根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提供的名册显示，戒严时期75名疑似政·治受难者的骨灰，只有朱谌之一人已回乡，而大部分仍然幽闭在骨灰塔中。 来源：萌历史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