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学报 | 傅小平 2017年03月27日08:00
韩少功
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会是怎样一番不可思议的景象？这看似一个只有在科幻小说里才可能有的假想，作家韩少功却由这个假设性的命题出发，做出了自己现实的，辩证的，且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这篇长达八千余字的文章里，韩少功不无幽默地说，如果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不会要吃要喝，不会江郎才尽，不会抑郁自杀、送礼跑奖，也免了不少文人相轻和门户相争。当真好处不算少。
其实，这只是韩少功的调侃性修辞。他真正要探讨的命题是：机器人，也就是人工智能将对文学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影响。事实上，传说中的人工智能与其说离我们还很遥远，不如说已经对我们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在某些科技和生活领域则已然是触目可及的现实。人工智能发展还被写进了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但要说到人工智能将在文学领域势不可挡地长驱直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的写作，这听来会不会像是天方夜谭？但事实正在发生。韩少功举例说，IBM公司创设的一个玩诗的小软件“偶得”模仿宋代词人秦观的《金山远眺》“做”了一首诗。当他将其拿去某大学做测试，三十多位文学研究生，富有阅读经验和鉴赏能力的专才们，也多见犹疑不决抓耳挠腮。“如果我刷刷屏，让‘偶得’君再提供几首，混杂其中，布下迷阵，人们猜出婉约派秦大师的概率就更小。”
由此，韩少功坦言，“偶得”君还只是个小玩意，其算法和数据库一般般。即便如此，它已造成某种程度上的真伪难辨，更在创作速度和题材广度上远胜于人，沉重打击了很多诗人的自尊心。而出口成章，五步成诗，无物不可咏……对于它来说都是小目标。如此这般，要再进一步，人工智能将把文学“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如韩少功所说，法国人罗兰·巴特早在1968 年发表著名的《作者之死》，似乎就暗示了今日的变局，但估计他也想不到，作者最后将“死”到哪一步，将“死”成什么样子。“是今后的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都将在硅谷或中关村那些地方高产爆棚，让人们应接不暇消受不了以至望而生厌？还是文科从业群体在理科霸权下日益溃散，连萌芽级的屈原们也统统夭折，早被机器人逼疯和困死？”
这确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严肃的问题。如韩少功所说，技术主义者揣测的也许就是，人工智能将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文学。但在他看来，这样的事不太可能发生。毕竟，技术万能的乌托邦从未实现过。即使是计算机鼻祖高德纳也不得不感叹：“人工智能已经在几乎所有需要思考的领域超过了人类，但是在那些人类和其它动物不假思索就能完成的事情上，还差得很远。”人工智能还差得很远的，是哪些方面呢？当然不是人工智能擅长的形式逻辑的方面，而是从平常看貌似人类智能的“弱点”的方面。韩少功举例说，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的工作。如此在韩少功看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人工神经网络（ANN）等仿生大招，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也不会一无所获，但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等看来只能让机器人懵圈，而技术主义者，要把人的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实现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以便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也实在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韩少功引一位美籍华裔的人工智能专家对他的说法，至少在眼下看来，人机关系仍是一种主从关系，其基本格局并未改变。特别是一旦涉及到价值观，机器人其实一直力不从心。如此看来，很有可能的事实是：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下棋和揪魔方等一般娱乐，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是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少功断言，人工智能即使在文学上可望相对地做大做强，也终究只能是一个二梯队团体。也就是说，机器人写作既可能又不可能。说不可能，在韩少功看来，是因为它作为一种高效的仿造手段，一种基于数据库和样本量的寄生性繁殖，机器人相对于文学的前沿探索而言，总是有慢一步，低一档的性质，总是有只能作为“二梯队”里跟踪者和复制者的性质。说可能，是机器人至少可望胜任大部分“类型化”写作。事实上，韩少功在文章里力图阐明的核心观点，就机器人写作的“既可能又不可能”然而，在这“既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文学该有怎样的可能？
低价值/高价值工作的区别，在人工智能的撬动之下，突然得到凸现和放大
记者：读完你这篇文章，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基于人工智能对当下生活产生的潜在或显在的影响，我们即便不知其所以然，但多少明白它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怎么深入想过它会对人类社会，对我们的生活，对文学艺术产生怎样的影响，更不要说有像你这般系统的分析思考了。我挺好奇你何以对这方面有如此深入的关注和研究？
韩少功：不是说作家应该关注社会和深入生活吗？人工智能这事已沸沸扬扬，老百姓在谈，企业家在谈，政府在谈，作家们充耳不闻倒是不正常吧。在我所居住的那个乡下，一个砖厂老板都买了四个机器人（手）干活，农民都在议论。作家的现实敏感度不应该比农民还低。
记者：就我而言，我特别感兴趣人工智能对未来文学的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学的多样性会造成怎样的冲击。会不会等到人工智基本覆盖的那一天，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等都得统统消失，而通俗文学则完全被替而代之。未来会不会只剩下两种文学：不可复制的，更为纯粹的纯文学；可以“繁殖”的，普遍意义上的机器人文学？
韩少功：重复性/创造性工作的区别，低价值/高价值工作的区别，在人工智能这一个杠杆的撬动之下，突然得到了凸现和放大。这一点各行各业都一样。就像我在文章中说过的，像我们这些“构成文化生态庞大底部的庸常之辈”，今后也许还能活，但生存空间无疑将受到极大的挤压。事实上，眼下有些通俗文学的写手已经半机器化了，比如俗称“抄袭助手”的软件，网购15元一个，可用来抄情节，抄台词，抄景物描写等，只是用人类的署名掩盖了这一切。由此引起的诉讼案例已经不少，可视为机器人的“挤压”事实之一。可以想象，当机器人更加“聪明”以后，大规模走上前台以后，我们这些庸常之辈还怎么写，确实是一个难题，与其他行业的难题差不多。
记者：我倒是想文学的范畴、概念，会不会因人工智能的冲击而进一步刷新？因为文学是人学，是为了人的文学，当部分写作的主体变为机器人，由“他们”制造出来的文学，该怎样体现诸如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等价值观？即使有所体现，我们又该怎么去信任这种由机器人预设和制造的价值观？
韩少功：机器人写作必须依托数据库和样本量，因此它们因袭旧的价值判断，传达那种众口一词的流行真理，应该毫无问题。但如何面对实际生活的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创造新的价值判断，超越成规俗见，则可能是它们的短板。
记者：很赞同您审慎的乐观态度。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对文学艺术带来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未必是终结，也可能是另一种解放。比如说，摄影兴起的时候，人们都以为艺术要完蛋了，但艺术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又比如说，影视来袭，人们以为文学要完蛋了，但文学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以此类推，也很难说，人工智能来了，就再也没文学艺术什么事了。尤其是你说到的文学最擅长传达的价值观。我想问的是，不可为人工智能所替代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如果是已有的，或是约定俗成的，可以转换为人工编码输入的价值观，我想人工智能是可以达到的。如果是具有很强的个体性，且随着个人的变化而时时有变化的价值观，或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韩少功：我从不算命，给价值观开列清单也会没完没了。还是从具体事例来说吧。江苏卫视有一档很火的节目“最强大脑”。主要是人的识别、记忆、推理能力的比拼，而且还有人机比拼的尝试。很明显，很多参赛选手令人惊叹，“强”得不可思议，但在另一方面，那些能力显然并不构成“大脑”的全部。可以肯定，机器人将来在这些方面要超过人类的，百度机器人就已经出手赢过了几回，但价值判断呢？人类选手即便输了，他们曾经的学习、锻炼、实践运用等就一钱不值？如果人类选手赢了，他们的能力是否有普遍意义和普及价值？是否值得人们一窝蜂模仿与跟进？更重要的，不论是机器还是人，这些“最强大脑”能解决自然、社会、文化艺术中所有的难题？……这些都是绕不开的价值判断。显然，仅靠识别、记忆、推理这些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我说过的，人类在很多能力方面不如动物（如听觉和嗅觉），在很多方面将来肯定也不如机器（比如记忆和计算），但这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此电视节目上的所谓“最强”，只是涉及人类智能的一部分，工具理性的那部分，我们尖叫之余却不必在理解上越位。
记者：我还想追问下，你说到机器人写作终究只能是一个二梯队团体，恐不易出现新一代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等巨人的身影，我完全赞同。人工智能的倒逼，也会使得我们问问，最高意义上的文学，究竟在哪些核心的方面为一般写作所不及？比如说，文学所必需的故事、情节、语言等等，机器人都能掌握，且未必弱于一般的写作。那不可替代的只是价值观？要这么说，文学之外的哲学、宗教等等，不也同样适合作为传导价值观的载体？
韩少功：所谓“高价值”，并不是体现为一些结论，一些标签，而是体现在你说的“故事、情节、语言等”之全过程，形成一种总体的美学创造效应。哲学、宗教如果要有创造性，也必须回应和处理各种新问题，形成一场又一场生动活泼的思辨接力赛，不是简单地复制前人。否则，和尚念经，牧师告解，哲学家演讲，各种“心灵鸡汤”，只是陈词滥调人云亦云，我们以前称之为“留声机”的那种，当然是可以用机器人来代劳的。事实上它们已经部分地被代劳了。从“留声机”升级为机器人，恐怕是很容易的。
当机器人作为一种“亚主体”或“二级主体”到场以后，有关秩序和规则都需要调整
记者：你说到“人类智能之所长常在定规和常理之外，在陈词滥调和众口一词之外”，还有“文学最擅长表现名无常名、道无常道、因是因非、相克相生的百态万象，最擅长心有灵犀一点通”，很感欣慰。因为我联想到，相比更为偏重逻辑的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似乎最擅长表现这些“其复杂性非任何一套代码和逻辑可以穷尽”的事物，而你举到的那些言论，也都出自中国古代文人之语，是不是由此可以推测，在人工智能全覆盖的将来，如果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优势，中国文学会有更好的前景，且有望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发挥更大的影响？
韩少功：西方文化也是蛮丰富的，比如他们确有很强的逻各斯主义传统，与中国有异，但他们也有过强烈和深入的反思。最早划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就是马克斯·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那些人，对于中国学者很有启发，丰富了我们对“术”和“道”的理解。在坚守人文理想方面，可以说东、西方知识界各有贡献吧。
记者：说得也是。不过有一个观点，我不是完全赞同。如果说人机关系仍是主从关系，那人工智能还是有赖于人的指令。既然是人在操控，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确是不会要吃要喝，不会江郎才尽，不会抑郁自杀。但人工智能背后的利益归属还在于人，所以是不是因此就少了送礼跑奖、门户之争，就不好说了。
韩少功：对我那些调侃性的修辞，你不必太过认真。如果人机关系处于主从状态， 机器人当然会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人类的影子和指纹，不过是一种配比不同的人机组合关系。但机器人介入进来以后，情况毕竟会不一样，比如一个像“偶得”那样的写作软件，写出来的诗有无版权问题？这个版权是属于制造商，还是属于购买者，还是属于使用者（如果不是购买者）？抑或有关“版权”根本就不应该得到法律的承认？……这些新问题都会冒出来。维基百科就与所有传统的字典、词典、百科全书不同，是无数匿名者的作品，公共化产品，几乎没有作者和版权可言。在“云”时代，各个终端的“个体”意义越来越弱，而前面说到的公共化、半公共化产品会越来越多。
记者：的确如此。文章主要分析了人工智能会对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同时也好奇，在不久的将来，文学对其力图表现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呈现？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嘉兴某个地方的织袜厂面临倒闭，用机器人代替人工降低劳动成本后，又重新发展了起来。就这个报道来说，我更关心的是，原先在那里工作的工人，离开那个地方后会怎么样。由此联想到，将来要如你所说，至少45%以上的智力劳动都要被人工智能取代，那有闲的人倒是多了，按常理说，搞文学艺术的人也该多起来了。但在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包括矛盾冲突等，都可能淡化的社会里，文学能表现什么呢？
韩少功：说以后社会冲突会随之“淡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纳米材料……这些东西将缓解哪些矛盾，又将造成哪些危机，眼下乐观派和悲观派都不少。作家们也许不必急于选边站队，但关心和了解这些新事物至少是必要的第一步。而且中国人常说“有其利必有其弊”，这话反过来说也行。各种新技术的关联影响可能是十分复杂的。比如基因技术似乎也是吉凶并存。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人类战胜很多疾病，是大好事；但另一方面，就像以色列学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说的那样，在市场化条件下，它也可能催生“生物等级制”，让有钱人的基因优秀，没钱人的基因低劣，社会的不平等从基因开始，变得更加严重。这种看法也并不像是危言耸听。
记者：我还想问问，人工智能对读者阅读会产生何种影响。就像你在文章里提到的，很多年前，“深蓝”干掉国际象棋霸主卡斯帕罗夫，去年“阿尔法狗”的升级版Master砍瓜切菜般地“血洗”围棋界。也许将来象棋、围棋界，上演的主要是人机对战的现象。不知道到那时，读者是不是还能体会到像茨威格《象棋的故事》、川端康成《名人》、阿城《棋王》等作品中描述的人人对弈的景象的绝妙之处。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学表现的领域，还将进一步遭到挤压？
韩少功：长袍马褂、大刀长矛早就过时了，但古典文学名著仍然可以让我们兴趣盎然，作家们也仍有写不完的新题材，包括历史题材，《甄嬛传》《芈月传》什么的。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即使是写原始部落的生活，写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前的生活，只要写好了，同样可能成为经典之作。说实话，由于有了大数据，作家们利用历史档案的能力大大增强，写历史题材倒可能更有方便之处了。
记者：我有时不免想，对于人类的未来，我们是不是过于悲观了？比如，你担心就业危机要是覆盖到适龄人口的99%，哪怕只覆盖其中一半，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结构都会分崩离析？这样的忧虑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自我更新和调控的能力。打个比方吧，前些年我们都担心克隆人会带来伦理危机。但克隆人被有意识地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制止了。当然，这倒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空间，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千万别丢下我》，探讨的就是克隆人与正常的人之间的关系。
韩少功：我没看过这个作品，没什么看法。但我相信对生命的理解将要遇到重大挑战，那是肯定的。设想将来一部分人类不过是基因公司的产品，那么这些产品享不享有同等的“人权”？毁坏这样的产品与毁坏一台电脑有什么区别？……人道主义的根基，真、善、美的根基，会不会从这一点开始出现动摇？当然，我从不对人类的未来悲观，始终相信自然和社会的自我调适能力。我只是觉得眼下很多文科生太不关心和了解科技，很多理科生则太迷信科技，在价值观问题上脑补不足，严重缺弦，几乎是一头扎进数理逻辑的一神教。这样的两头夹击之下，各种盲区叠加，知识界的状况倒是让人担心。
不应该把高科技单纯看成一种工具，可能更需要看到这些东西对人和人性的改变
记者：事实上，读完这篇文章后，我的另一个感慨是，中国作家普遍缺少像你这样的前瞻性思考，我们更多关注历史和现实，至于未来会怎样，那是科学家该干的事，跟作家写作没什么关系。当然近年来，随着科幻文学崛起，似乎有一些科技知识分子，热衷于在写作中融入“未来”。但我们通常所说的严肃文学创作里，还是相对缺乏未来这样一个维度。在你看来，前瞻性思考对于作家写作来说有何重要性？
韩少功：我没有具体的科学专业背景，也从未打算写科幻作品，只是把科技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有点瞎琢磨而已。这种瞎琢磨也说不上“前瞻”，其实大多是针对现实当下的。比如微信等通讯工具改变了人际的空间关系，让远友变得很“近”，却让近邻变得很“远”，以至“相思”“怀远”等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主题已大大减少了。这就是现实。又比如电子虚拟世界使人们见识很广，信息量超大，但大多数“知道分子”的知识来自屏幕而不是亲历性实践，因此知识的质量和深度大打折扣，以至知识界主流前不久被全球金融危机、特朗普上台等“黑天鹅事件”一再打脸，暴露出知识与实际的严重脱节。这也是现实。光是看清眼下的这些事，也许就够我们忙活的了。
记者：如果联想到早年你提出了“文化寻根”，很多年后，你倒是对文化、文学的未来孜孜以求，这样大的一个跨度，会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穿越。我想问的是，这两者间是否有什么关系？你的这些思考有何一以贯之的地方？
韩少功：“寻根”不是当年问题的全部，只是媒体把那一部分声音放大了，就变得拉风抢眼了，造成了某种错觉。如果你看过我当年几乎同时写过的另一些文章，如《信息时代与文学》，就知道我的关注范围并无太多变化。
记者：这对我倒是一个提醒，你的思考即使在同时段里也是多方面的，读者可能关注被媒体放大的某一方面，却对其他方面造成了遮蔽。比如，你十年前就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深入探讨了文学与生态的关系问题，现在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你的这些前瞻性思考，也让我想到你的不少创作多少有乌托邦的色彩。但你也知道，中国文学，尤其是大陆文学比较少乌托邦色彩，即使有，也更多只是革命乌托邦、政治乌托邦的折射。严格说来，我们几乎没有乌托邦文学，也没什么反乌托邦文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比较缺少对于未来的想象所致？如果可能，不妨结合对人工智能的思考，试着给读者描绘一个中国文学的乌托邦。
韩少功：你这个想法不错，但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力不从心。我倒是希望打破专业界限，有更多有科学专业背景的人来参与文学，改变一下文科从业群体的成分结构。我只是希望那些理科生多一些文、史、哲的素养，不要以为背得下几首唐诗宋词，看过了一堆美剧韩剧，就可以人文一把了。我说过，我不满意的，是眼下很多科幻片都不过是“《三侠五义》的高科技版，更愿意把想象力投向打打杀杀的激光狼牙棒和星际楚汉争”。不管这些作品出自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他们的知识体系看来都有缺陷，各有各的毛病。他们不应该把高科技单纯看成一种工具，可能更需要看到这些东西对人和人性的改变。
记者：回到文章开头，你谈及文学翻译。想到你早年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来为何就不再翻译了？是不是你早就意识到翻译的局限，意识到翻译终会被替代，兴趣就随之转移了？有意思的是，文章有很多前沿思考，参照引用的却基本上是已译成中文的外文著作及资料。是不是说，现在很多资料都已经同步，不必像以前那样费心去外文里找寻、翻译了？
韩少功：人工智能肯定能大大提升翻译的效率和产能，但这是指一般的翻译，而文学翻译则是另一回事。正因为文学翻译是翻译中最接近价值观的一部分，是面对事物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因此很可能是机器翻译最大的难点，甚至是一大克星。优秀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reproduction，一种高价值和创造性的工作，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没法被机器人替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家们拒绝机器的帮助，就像我们眼下阅读和写作，其实早已受益于百度、维基百科、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智能化工具。人机之间的互渗、互动、互补已经是一种常态。
记者：文章最后谈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因为涉及一些过于玄奥的理论，虽然经过了你的演绎和转述，于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好理解。但你写到在捷裔美籍数学家和哲学家哥德尔的故乡，亦即捷克的布尔诺一条空阔无人的小街的街头，有人随意喷涂了一句“上帝就在这里，魔鬼就在这里”，倒是引发了我的兴趣。这么说吧，尼采预言，上帝已经死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会不会像有人预言的那样人也“死”了。要真是这样，人怎么解决自己的信仰问题？
韩少功：兹事体大，只能以后再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上帝死了”是现代科学的第一个社会后果；至于“人”死不死，人文价值体系还要不要，真、善、美这一类东西还要不要，是科学接下来逼出来的另一个大悬问。如果信仰不是一个神学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知识的有效支撑，那么关心和了解新科技，就是应对新一轮挑战时必不可少的功课。换句话说，如果知识界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那么所谓信仰就会重新落入神学之手——事实上，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宗教、迷信、邪教力量的大举回潮，居然在一个高科技时代大举回潮，正好证明了知识界的某种危机和无能。文科和理科双方恐怕都得对此负责。
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作者：韩少功
一
人工智能，俗称机器人，接下来还要疯狂碾压哪些行业？
自“深蓝”干掉国际象棋霸主卡斯帕罗夫，到不久前“阿尔法围棋”的升级版“大师”（Master）砍瓜切菜般地血洗围棋界，江山易主看来已成定局。行业规则需要彻底改写：棋类这东西当然还可以有，但职业棋赛不再代表最高水准，专业段位将降格为另一类业余段位，只能用来激励广场大妈舞似的群众游戏。最精彩的博弈无疑将移交给机器人，交给它们各自身后的科研团队—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人从不下棋。
翻译看来是另一片将要沦陷之地。最初的翻译机不足为奇，干出来的活常有一些强拼硬凑和有三没四，像学渣们的作业瞎对付。但我一直不忍去外语院系大声警告的是：好日子终究不会长了。二○一六年底，谷歌公司运用神经网络的算法（algorithm）催生新一代机器翻译，使此前的错误大减60%。微软等公司的相关研发也奋起直追，以致不少科学家预测二〇一七年最值得期待的五大科技成果之一，就是“今后不再需要学外语”（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事情似乎是，除了文学翻译有点棘手，今后涉外的商务、政务、新闻、旅游等机构，处理一般的口语和文件，配置一个手机APP（应用软件）足矣，哪还需要职业雇员？
教育界和医疗界会怎么样？还有会计、律师、广告、金融、纪检、工程设计、股票投资……那些行业呢？
美国学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是个乐观派，曾炫示维基百科这一类义务共建、无偿共享的伟大成果，憧憬“数字化的社会主义”。阿里巴巴集团的马云也相信“大数据可以复活计划经济”。但他们未说到的是，机器人正在把大批蓝领、白领扫地出门。因为大数据和“云计算”到场，机器人在识别、记忆、检索、计算、规划、学习等方面的能力突飞猛进，正成为一批批人类望尘莫及的最强大脑；并以精准性、耐用性等优势，更显模范员工的风采。新来的同志们都有一颗高尚的硅质心（芯）：柜员机永不贪污，读脸机永不开小差，自动驾驶系统永不闹加薪，保险公司的理赔机和新闻媒体的写稿机永不疲倦—除非被切断电源。
有人大胆预测，人类99%的智力劳动都将被人工智能取代（《环球日报》二〇一七年一月六日）——最保守的估计也在45%以上。这话听上去不大像报喜。以色列学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不久前预言：绝大部分人即将沦为“无价值的群体”，再加上基因技术所造成的生物等级化，“我们可能正在准备打造出一个最不平等的社会”！（赫拉利：《人类简史》《未来简史》）是的，事情已初露端倪。“黑灯工厂”的下一步就是“黑灯办公室”，如果连小商小贩也被售货机排挤出局，连保洁、保安等兜底性的再就业岗位也被机器人“黑”掉，那么黑压压的失业大军该怎么办？都去晒太阳、打麻将、跑马拉松、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旦就业危机覆盖到适龄人口的99%，哪怕只覆盖其中一半，肯定就是经济生活的全面坍塌。在这种情况下，天天享受假日亦即末日，别说社会主义，什么主义恐怕也玩不了。还有哪种政治、社会的结构能够免于分崩离析？
数字社会主义也可能是数字寡头主义……好吧，这事权且放到以后再说。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不能不想一想文学这事。这事虽小，却也关系到一大批文科从业者及文学受众。
二
不妨先看看下面两首诗：
其一：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气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应灯火是渔船。
其二：西窗楼角听潮声，水上征帆一点轻。清秋暮时烟雨远，只身醉梦白云生。
两首诗分别来自宋代的秦观和IBM公司的“偶得”——一个玩诗的小软件。问题是，有多少人在两首诗前能一眼分辨出“他”和“它”？至少，当我将其拿去某大学做测试，三十多位文学研究生，富有阅读经验和鉴赏能力的专才们，也多见犹疑不决抓耳挠腮。如果我刷刷屏，让“偶得”君再提供几首，混杂其中，布下迷阵，人们猜出婉约派秦大师的概率就更小。
“偶得”君只是个小玩意儿，其算法和数据库一般般。即便如此，它已造成某种程度上的真伪难辨，更在创作速度和题材广度上远胜于人，沉重打击了很多诗人的自尊心。出口成章，五步成诗，无不可咏……对于它来说都是小目标。哪怕胡说八道——由游戏者键入“胡说八道”甚至颠倒过来的“道八说胡”，它也可随机生成一大批相应的藏头诗，源源不断，花样百出，把四个狗屎字吟咏得百般风雅：“胡儿不肯落花边，说与兰芽好种莲。八月夜光来照酒，道人无意似春烟。”或是：“道人开眼出群山，八十年来白发间。说与渔樵相对叟，胡为别我更凭栏。”
这种批量高产的风雅诚然可恶，但衣冠楚楚的大活人们就一定能风雅得更像回事？
对比一下吧，时下诸多仿古典、唐宋风、卖国粹的流行歌词，被歌手唱得全场沸腾的文言拼凑，似乎也并未见得优越多少。口号体、政策体、鸡汤体、名媛体、老干体的旧体学舌，时不时载于报刊的四言八句，靠一册《笠翁对韵》混出来的笔会唱和，比“道八说胡”也未见得高明几何。
诗歌以外，小说、散文、评论、影视剧等也正在面临机器人的野蛮敲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早已尝试机器写作。几十年下来，得助于互联网和大数据，这一雄心勃勃的探索过关斩将，终得茧破化蝶之势。
日本朝日电视台二〇一六年五月报道，一篇人工智能所创作的小说，由公立函馆未来大学团队提交，竟在一千四百五十篇参赛作品中瞒天过海，闯过“星新一奖”的比赛初审，让读者们大跌眼镜。说这篇小说是纯机器作品当然并不全对。有关程序是人设计的；数据库里的细节、情节、台词、角色、环境描写等各种“零部件”，也是由人预先输入储备的。机器要做的，不过是根据指令自动完成筛选、组合、推演、语法检测、随机润色一类事务。不过，这次以机胜人，已俨如文学革命的又一个元年。有了这一步，待算法进一步发展，数据库和样本量进一步扩大，机器人文艺事业大发展和大繁荣想必指日可待。机器人群贤毕至，高手云集，一时心血来潮，什么时候成立个作家协会，颁布章程选举主席的热闹恐怕也在所难免。
到那时，读者面对电脑，也许只需往对话框里输入订单：
男一：花样大叔。女一：野蛮妹。配角：任意。类型：爱情/悬疑。场景：海岛/都市。主情调：忧伤。宗教禁忌：无。主情节：爱犬/白血病/陨石撞地球。语调：任意……
诸如此类。
随后立等可取，得到一篇甚至多篇有板有眼甚至有声有色的故事。
其作者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机器，也可能是配比不同的人（HI）机（AI）组合——其中低俗版的组合，如淘宝网十五元一个的“写作软件”，差不多就是最廉价的抄袭助手，已成为时下某些网络作家的另一半甚至另一大半。某个公众熟悉的大文豪，一个多次获奖的马先生或海伦女士，多次发表过感言和捐赠过善款的家伙，在多年后被一举揭露为非人类，不过是一堆芯片、硬盘以及网线，一种病毒式的电子幽灵，也不是没有可能。
法国人罗兰·巴特一九六八年发表过著名的《作者之死》，似已暗示过今日的变局。但作者最后将死到哪一步，将死成什么样子？是今后的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都将在硅谷或中关村那些地方高产爆棚，让人们应接不暇消受不了以至望而生厌？还是文科从业群体在理科霸权下日益溃散，连萌芽级的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也统统夭折，早被机器人逼疯和困死？
技术主义者揣测的也许就是那样。
三
有意思的是，技术万能的乌托邦却从未实现过。这事需要说说。一位美籍华裔的人工智能专家告诉我，至少在眼下看来，人机关系仍是一种主从关系，其基本格局并未改变。特别是一旦涉及价值观，机器人其实一直力不从心。据说自动驾驶系统就是一个例子。这种系统眼下看似接近成熟，但应付中低速还行，一旦放到高速的情况下，便仍有不少研发的难点甚至死穴——比如事故减损机制。
这话的意思是：一旦事故难以避免，两害相权取其轻，系统是优先保护车外的人，还是车内的人（特别是车主自己）？进一步设想，是优先一个猛汉还是一个盲童？是优先一个美女还是一个丑鬼？是优先一个警察还是三个罪犯？是优先自行车上笑的还是宝马车里哭的？……这些Yes或No肯定要让机器人蒙圈。所谓业内遵奉的“阿西莫夫（Asimov）法则”，只是管住机器人永不伤害人这一条，实属过于笼统和低级，已大大的不够用了。
美国电影《我是机器人》（二〇〇四）也触及过这一困境（如影片中的空难救援），堪称业内同仁的一大思想亮点。只是很可惜，后来的影评人几乎都加以集体性无视——他们更愿意把科幻片理解为《三侠五义》的高科技版，更愿意把想象力投向打打杀杀的激光狼牙棒和星际楚汉争。
其实，在这一类困境里，即便把识别、权衡的难度降低几个等级，变成爱犬与爱车之间的小取舍，也会撞上人机之间的深刻矛盾。原因是，价值观总是因人而异的。价值最大化的衡量尺度，总是因人的情感、性格、文化、阅历、知识、时代风尚而异，于是成了各不相同又过于深广的神经信号分布网络，是机器人最容易蒙圈的巨大变量。舍己为人的义士，舍命要钱的财奴……人类这个大林子里什么鸟都有，什么鸟都形迹多端，很难有一定之规，很难纳入机器人的程序逻辑。
计算机鼻祖高德纳（Donald Knuth）因此不得不感叹：“人工智能已经在几乎所有需要思考的领域超过了人类，但是在那些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假思索就能完成的事情上，还差得很远。”同样是领袖级的专家凯文·凯利还认为，人类需要不断给机器人这些“人类的孩子”“灌输价值观”，这就相当于给高德纳补上了一条：人类最后的特点和优势，其实就是价值观。
价值观？听上去是否有点……那个？
没错，就是价值观。就是这个价、值、观划分了简单事务与复杂事务、机器行为与社会行为、低阶智能与高阶智能，让最新版本的人类定义得以彰显。请人类学家们记住这一点。很可能的事实是：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是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技术主义者看来恰恰是在这里严重缺弦。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实现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以便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
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的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人工神经网络（ANN）等仿生大招，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也不会一无所获，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包括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还是只能让机器人蒙圈。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糊涂乱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处理价值观的能力超强而且特异，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再自然不过，属于瞬间事件。
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就可能要瘫痪全部数据库——铁板钉钉的好话怎么就不是好话了？凭什么A就不是A了？凭什么各种定名、定义、定规所依存的巨大数据资源和超高计算速度，到这时候就不如人的一闪念？甚至不如一个猩猩的脑子好使？
从另一角度说，人类曾经在很多方面比不过其他动物（比如嗅觉和听觉），将来在很多方面也肯定比不过机器（比如记忆和计算），这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人类智能之所长常在定规和常理之外，在陈词滥调和众口一词之外。面对生活的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其文学最擅长表现名无常名、道无常道、因是因非、相克相生的百态万象，最擅长心有灵犀一点通。人类经验与想象的不断新变，价值观的心理潮涌，倒不一定表现为文学中的直白说教——那样做也太笨了——而是更多分泌和闪烁于新的口吻、新的修辞、新的氛围、新的意境、新的故事和结构。其字里行间的微妙处和惊险处，“非关书也，非关理也”（严羽语），常凝聚着人类处理一个问题时瞬间处理全部问题的暗中灵动，即高德纳所称“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之奇能，多是“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谭元春语），“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汤显祖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语），“此处无声胜有声”（白居易语），其复杂性非任何一套代码和逻辑可以穷尽。
四
如果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就只能想象，机器人写作既可能又不可能。
说不可能，是因为它作为一种高效的仿造手段，一种基于数据库和样本量的寄生性繁殖，机器人相对于文学的前沿探索而言，总是有慢一步的性质，低一档的性质，“二梯队”里跟踪者和复制者的性质。
说可能，是机器人至少可望胜任大部分“类型化”写作。不是吗？“抗日”神剧总是敌怂我威。“宫斗”神剧总是王痴、妃狠、暗下药。“武侠”神剧总是秘籍、红颜、先败后胜。“青春”神剧总是“小鲜肉”们会穿、会玩、会疯、会贫嘴然后一言不合就出走……这些都是有套路的，有模式的，类型化的，无非是“007”系列那种美女＋美景＋科技神器＋惊险特技的电影祖传配方，诱发了其他题材和体裁的全面开花。以至于眼下某些同类电视剧在不同频道播放，观众有时选错了台，也能马马虎虎接着看，浑然不觉主角们相互客串。街坊老太看新片，根本无须旁人剧透，有时也能掐出后续情节的七八分。在这里，一点政治正确的标配，一些加误会法或煽情点的相机注水，这些人能做的，机器也都能做，能做个大概其。一堆堆山寨品出炉之余，有关的报道、评论、授奖词、会议策划文案等甚至还可由电脑成龙配套，提前准备到位，构成高规格的延伸服务。
机器人看来还能有效支持“装×族”的写作——其实是“类型化”的某种换装，不过是写不出新词就写废话，不愿玩套路就玩一个迷宫。反正有些受众就这样，越是看不懂就越不敢吱声，越容易心生崇拜，因此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诗，空城计有时也能胜过千军万马。
评论么，更好办。东南西北先抄上几条再说，花拳绣腿先蒙上去再说。从本雅明抄到海德格尔，从先秦摘到晚清，从热销大片绕到古典音乐……一路书袋掉下来，言不及义不要紧，要的就是学海无涯的气势，就是拉个架子，保持虚无、忧伤、唯美一类流行姿态。“庆祝无意义”（米兰·昆德拉语）！遥想不少失意小资既发不了财，也受不了苦，只能忧郁地喝点小咖啡，找人调情之时，能说出多少意义？脑子里一片空荡荡，不说说这些精致而深刻的鸡毛蒜皮又能干什么？显然，过剩的都市精英一时话痨发作，以迷幻和意淫躲避现实，这些人能做的，机器也都能做，能做个大概，其无非是去网上搜一把高雅和玄奥的句子，再搓揉成满屏乱码式的天书，有什么难的？
还有其他不少宜机（器人）的业务。
“类型化”与“装×族”，看似一实一虚，一俗一雅，却都是一种低负载、低含量、低难度的写作，即缺少创造力的写作，在AI专家眼里属于“低价值”的那种。其实，在这个世界的各个领域里，“高价值”（high value）工作从来都不会太多。文学生态结构的庞大底部，毕竟永远充斥着我等庸常多数，主流受众有时也不大挑剔，有一口文化快餐就行。那么好，既然制造、物流、金融、养殖、教育、新闻、零售、餐饮等行业，已开始把大量重复性、常规性、技术性的劳动转移给机器，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大势，文学当然概莫能外。
在这一过程中，曾被称为“文匠”“写手”的肉质写作机器，转换为机器写作，不过是像蒸汽机、电动机一样实现人力替代，由一种低效率和手工化的方式，转变为一种高产能和机器化的方式，对口交接，转手经营，倒也不值得奇怪。只要质量把控到位，让“偶得”们逐步升级，推出一大批更加过得去的作品也不必怀疑——何况“偶得”还有“偶得”的好处。它们不会要吃要喝，不会江郎才尽，不会抑郁、自杀、送礼跑奖，也免了不少文人相轻和门户相争。
显然，如果到了这一步，机器人的作家协会好处不算少，可望相对地做大做强，但终究只能是一个二梯队团体，恐不易出现新一代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等巨人的身影。这就像制造、物流、金融、养殖、教育、新闻、零售、餐饮等行业不论如何自动化，其创造性的工作，“高价值”的那部分，作为行业的引领和示范，至少在相当时间内仍只可能出自于人——特别是机器后面优秀和伟大的男女们。
五
问题重新归结到前面的一点：人机之间的主从格局，最终能否被一举颠覆？一种逻辑化、程式化、模块化、工具理性化的AI最终能否实现自我满足、自我更新、自我嬗变，从而有朝一日终将人类一脚踢开？……不用怀疑，有关争议还会继续下去，有关实践更会如火如荼八面来潮地紧迫进行。至少在目前看来，种种结论都还为时过早。
话不宜讲得太满。在真正的事实发生之前，所有预言都缺乏实证的根据，离逻辑甚远，不过是一些思想幻影。那么相信或不相信或半相信这种幻影，恰好是人类智能的自由特权之一。换句话说，也是一件机器人尚不能为之事。
人机差异倒是在这里再次得到确认。
一九三一年，捷裔美籍数学家和哲学家哥德尔（Kurt Gdel）发布了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证明任何无矛盾的公理体系，只要包含初等算术的陈述，就必定存在一个不可判定命题，即一个系统漏洞，一颗永远有效的定时炸弹。在他看来，“无矛盾”和“完备”不可能同时满足。这无异于一举粉碎了数学家们两千多年来的信念，判决了数理逻辑的有限性，相当于一举釜底抽薪，给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泼了一大盆凉水。
看来，人类不能没有逻辑，然而逻辑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语言、理论、各种知识等人之所言（名）是灰色的，言之所指（实）却常青。换句话说，由符号与逻辑所承载的人类认知无论如何延伸，也无法抵达绝对彼岸，最终消弭“名”与“实”的两隔——“人”与“物”的两隔。数学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要命的略欠一筹。不知是人类之幸还是人类之憾，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卢卡斯（Colin Lucas）正是从这一角度确信：根据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机器人不可能具有人类心智。
这就是说，改变人机之间的主从关系永远是扯淡，因为人类至少能承认逻辑的有限性，并且在逻辑之外别有所长。
哥德尔出生于捷克的布尔诺，一个似乎过于清静的中小型城市。这里曾诞生过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等，更有很多市民引以为傲的哥德尔。走在这里几乎空阔无人的小街上，我知道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二十世纪百名最伟大人物中，哥德尔位列数学家第一，还知道当代物理学巨星霍金一直将他奉为排名最高的导师。我在街头看到一张哥德尔纪念活动的旧海报下，有商业小广告，有寻狗启事，还有谁胡乱喷涂了一句：
上帝就在这里魔鬼就在这里
这也许是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这意思大概是，哥德尔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因为数学是如此自洽相容；也证明了魔鬼的存在，因为人们竟然无法证明这种相容性。
是这样吧？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乎哥德尔。美国著名发明家、企业家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就是一个技术主义的激进党，其新锐发声屡屡被大众传媒放大，看来最容易在科盲和半科盲的大多数人那里引起轰动，被有些人热议，以平衡自己无知的愧疚感。据他多次宣称，人类不到二〇四五年就能实现人机合一，用计算机解析世界上所有的思想和情感，“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将融合”为“新的物种”。时间是如此紧迫——这种新物种将很快跨越历史“奇点”（Singularity，库兹韦尔：《灵魂机器的时代》），告别人类的生物性漫漫长夜。
在他看来，在那个不可思议的新时空里，在科学家们的新版创世论之下，新物种不是扮演上帝而是已经成为上帝，包括不再用过于原始和低劣的生物材料来组成自己的臭皮囊，不再死于癌细胞、冠心病、大肠杆菌（听上去不错），不再有性爱、婚姻、家庭、同龄人、儿女和兄妹什么的（听上去似不妙），是不是需要文学，实在说不定……总之，你我他都将陷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魔法大故事里去。
等一等，请等一等。我的疑问在于，文学这东西要废就废了吧，但关于上帝那事恐怕麻烦甚大，需要再问上几句。
一个小问题是这样：如果那些上帝真是无所不知，想必就会知道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全员晋升上帝就是消灭上帝，超人类智能的无限“爆炸”（库兹韦尔语）就是智能的泛滥成灾一钱不值。有什么好？相比之下，欲知未知的世界奥秘是何等迷人，求知终知的成功历程是何等荣耀，既有上帝又有魔鬼的生活变幻是何等丰富多彩，人类这些臭皮囊的学习、冥想、争议、沮丧、尝试、求证、迷茫、实践、创造及其悲欣交集又是多么弥足珍贵，多么让人魂牵梦绕。
在那种情况下，没有缺憾就不会有欲求，没有欲求就是世间将一片死寂。上帝们如果真是无所不能，如果不那么傻，想让自己爽一点，最可能做的一件事，恐怕就是拉响警报，尽快启用一种自蒙、自停、自疑、自忘、自责、自纠，甚至自残的机制，把自己大大改造一番，结束乏味死寂的日子，重新回归人类。
难题最终踢到了上帝们的脚下。它们如果不能那样做，就算不上全能上帝；如果那样做了，就自我废黜了万能的特权。
我并不是说，那些上帝是仁慈的——就像不少技术主义者惴惴祈愿的那样。
库兹韦尔先生，我其实很愿意假定有那些上帝，也假定那些上帝并无什么道德感，甚至心思坏坏的太难搞定。不过它们即便一心一意地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恐怕也只有那种“自私”的选择。
那一种纠结就绝无可能？
作者简介
韩少功，著名作家。“寻根文学”倡导者，代表作品《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日夜书》等，译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先后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杰出作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等。
（原载《读书》2016年第7期）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