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至岭南移民约5批 15000名女性曾奉命南迁

支援： 15000名女性奉命南迁 据记载，秦代的移民大致有5批，为了稳定军心，解决大批士兵的配偶问题，南海郡向朝廷申请加派3万单身女性来岭南，其理由十分含蓄：“为来自北方士兵补衣服”。中央政府自然是心有灵犀，最终批准这个申请，但是在数额上打了折扣，15000名中原寡妇和未婚女子浩浩荡荡加入支援边疆的行列。 当地土著与外来移民的共存，是一个从被迫到习惯的适应过程。或者说，移民的加入本身已经变成一种适者生存的环境特征。 历史文化学者认为，自秦朝平定岭南2200多年来，本地历史上至少发生过6次较大的移民潮。汉武帝平定岭南，留下占领军驻守，历经西汉覆亡和王莽篡政等政治变革，先后又有5批移民来到岭南。 晋代岭南移民被称之为“流人”，北方士族和黎民百姓纷纷逃到东南沿海，宝安县的设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这是深圳地区首次形成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概念。前面说过，从东晋咸和年间开始，深圳成为郡和县的首府，至今已有1683年。 北宋灭亡和南宋末年，两度形成士族豪门、平民百姓和抗元将士南逃，两宋时期的移民潮从规模上远远超出了两晋。 明朝末年，再次有中原移民迁徙岭南，加入了历史上南迁形成的广府人、客家人以及本地土著的行列。 迁界： 新安县辖区几成无人区 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由于明末遗将郑成功策动反攻大陆，清政府鞭长莫及。为防范郑成功反清复明，清政府禁止沿海居民予以接应，在东南沿海地区断然采取“禁海”和“迁界”的隔离政策，所谓“禁海”，就是实行海上戒严，禁止渔民出海；“迁界”就是将允许居住的边界向内陆迁移，以深圳本土为例，先后两次实行内迁，一共向内迁移了80里。 由于“迁界”，新安县的管辖区域几乎变成无人区，大部分地区被迁空，千家万户限期强行驱赶，全县人口仅剩北部山区2172户。南头古城除城墙外，城内房屋均遭拆毁，其建筑材料用于修建界墙。新安县的建制也因此被撤销，深圳地区被并入东莞县管辖。 由此，深圳本土的历史文化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实行“迁界”开始，进入了20多年的断裂和真空时期。 回归： 免赋税奖耕牛召人回迁 郑成功死后，海外反叛之患消除，“禁海”和“迁界”的法令解除。 清康熙八年(1669年)，广东巡抚王来仁再三奏请复置新安县，号召内地人到这里建设边疆，由于当初强行迁走叫“迁界”，招复工作称作“复界”。 起初，“招聘启事”响应者寥寥无几，朝廷开始实行优惠政策，如免赋税和奖励耕牛。然而，也许是当年野蛮“迁界”的阴影仍在，“招复”回迁进展缓慢。据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清初，新安县人口6851人，康熙十七年仅招复迁移人丁17人，康熙十八年招回59人，康熙十九年招复20人，康熙二十年，全县人口才达到4525人。 民国时期的深圳本土，尽管有广九铁路穿过，但依然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县城。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地处边防禁区，深圳本地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 直至改革开放之后，真正的移民大潮开始汹涌澎湃。 交融： 深圳本土人比例仅占5% 深圳本地移民史还有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这里所说的“移民”，不仅意味着从外地往本地移，本地也向外转移。比如清代的“迁界”和新中国诞生之后的数次大规模“逃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如今深圳本土居民的祖先，都是320多年前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上来的，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旧历史，新深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深圳再度迎来史上最大移民潮。有一个数据显示，如今深圳本土人的比例只占5%，按照这个比例，深圳作为移民大都市，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移民的土地最大的特征是各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没有正统意义上的“传统”。所以，变革和创新是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的特殊遗传基因。